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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开国元勋、文革“幸存者”黄克诚:九上九下而未悔

  他不盲从,不苟同

  9次被批判、撤职、降级,始终刚直敢言

黄克诚:九上九下而未悔

1978年,黄克诚在301医院治疗期间,夜读批文。图/受访者提供

  为“幸存者”黄克诚作传:

  九上九下而未悔

  本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838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1月,《黄克诚年谱》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是黄克诚传记组的收官之作。

  1999年,国防大学二号院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的门前,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克诚传》编委会”的牌子。时任国防大学副政委谭乃达、国防大学编研室原主任马长志、总参办公厅编研室原主任李柱江、国防大学编研室退休教授刘建皋等入驻办公。《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纪念文集》《黄克诚传》和《黄克诚年谱》,相继从这里问世。

  其中,传记编写时间最长,耗费心血最多。8年时间里,编写组辗转各地调研,收集了2000多份史料,采访了百余人次。

  近日,除了编委会主任兼编写组组长谭乃达在外地未能接受采访,编写组主要执笔人,平均年龄77岁的马长志、李柱江、刘建皋多次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早在《黄克诚传》筹备伊始,谭乃达就强调,写这本传记,主要是给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看的,让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黄克诚,以之为镜。

  九上九下

  在开国元勋中,黄克诚被罢官次数最多,“九上九下”。

  1927年,他因在湘南暴动中反对和抵制烧杀政策和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撤职;1930年,因反对攻打长沙、支持毛泽东,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撤职;1931年,抵制第二次肃反打“AB团”,险被逮捕处决;红军长征路上,向上级提意见,被三次降职;抗日战争期间,多次向华中局提出,当前是国共统一战线时期不应主动攻击韩德勤、不该打曹甸,被批右倾保守撤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文革”中,被关押审查,蒙冤18年。

  黄克诚的建议和意见多是涉及全局和高层的,妥当写好他与领导层的关系,成了编写《黄克诚传》最难的一环。

  例如,黄克诚多次与刘少奇发生争论。历史上,曾发生该不该打曹甸战役之争。解放后,又在天津发生过如何对待资本家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黄克诚认为讲团结多了、讲斗争少了)、在湖南发生过近期工作重点应放在农村还是城市之争(黄克诚主张前者)。

  大家达成共识:党和军队经过漫长的道路走过来,领导人之间和上下级之间难免有争论和磕磕碰碰。妥当处理的原则是不刻意回避争论,同时不能为突出传主而贬损他人。

  即便作为中央军委批准的编写组,涉及高层领导,要查原始档案也不是件易事。去中央档案馆查档,要有解放军总部或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批件才能部分调阅。黄克诚和老一代的政治局常委交集很多,涉及这一级别领导人的,档案无法调出,只能通过其年谱、传记、文章和讲话去印证。

  编写组在查阅档案时,发现了1953年6月21日黄克诚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的原件。当时,根据毛泽东指示,彭德怀不在京、聂荣臻病休期间,由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在信中建议加强总参和总后的领导班子建设,并建议由刚刚到北京的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还提了几个副总长和总后副部长的人选。编写组请档案馆复印这封信,结果相关领导人的名字在复印件上都被删去。

黄克诚:九上九下而未悔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黄克诚(左一)在六中全会上投票。图/受访者提供

  “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是传记编写的另一个难点,也是审批过程中被删减最多的一章,原来约4万字的篇幅只留了不到一半。

  黄克诚自己也曾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1959年7月19日,黄克诚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这是他一生最痛快的发言之一。他虽然没有像彭德怀那样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激烈的词语抨击“共产风”,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基本一致。

  会上有4名记录员,但是他的湖南口音太重,语速又快,发言没能完整记录下来,最后只整理出一份简报,是这段历史的一大遗憾。

  7月20日,黄克诚遇到主管农业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两人就“大跃进”问题争论起来。谭震林发了火:“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让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很不客气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句话,后来被当成他蓄意反党的“罪证”,遭到长时间批判。

  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成为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的转折点。当晚,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执意要求下,周小舟、周惠、李锐等来到老领导黄克诚住所谈话。黄克诚劝他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谈完已经是晚上10点半,三人出门时碰到了时任公安部长、负责庐山会议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十几天后,罗瑞卿在小组发言中说:“我从含鄱口看月亮回来,晚上10点半了,碰着你们,老实说,我是怀疑的。”

  7月30日早上,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去他的住处谈话。谈话中,他给黄克诚扣了三顶帽子——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并说:“有人说,你对彭德怀是唯命是从,彭德怀对你是言听计从,你们是‘父子关系’。”

  1931年冬天,江西苏区开展镇压“AB团”的肃反运动,彭德怀救过黄克诚一命。建国后,两人在国防部共事,黄克诚是整个国防部大楼里唯一一个敢跟彭德怀吵的人。他曾说,他跟彭德怀是相待以诚、争执以理、言不及私的诤友。

  黄克诚据理力争。对于“政治参谋长”,他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让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让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毛泽东一怔,没有反驳,转移了话题。

  刘建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看完传记中这一段都对毛泽东颇为佩服,因为他并没有发脾气。

  会议期间,有人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走狗,他气得发抖,说:“你杀了我,我也不承认!”他对抗的办法是沉默少言,在小组会上作检讨,但没有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这没能让他过关。会议领导人软硬兼施,他终于作检讨,首次承认了“右倾机会主义”。

  8月18日,从庐山下山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剩勇追穷寇”的会议,对黄克诚的揭发范围之广,批判之激烈,远超庐山会议。

  黄克诚被扣上“九大罪状”。其中,有人指责他是“杀人犯”。黄克诚反驳:“我没有杀人。”

  这时,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站起来,对揭发人大喊:“部队离开哈达铺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当时部队很疲劳,减员大,掉队多。你说的处决卫生部的杨兴仁,根本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钟伟立刻遭到围攻,会后被解除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农业厅当副厅长。

  传记组介绍,1935年9月,长征部队到达甘肃哈达铺。从哈达铺到榜罗镇有八九天的路程,不断有人掉队,还有人因饥饿偷老百姓的东西吃。保卫部门把这些人抓来,交当时担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裁判所所长的黄克诚审处。黄克诚不忍下手,找领导说情,有人申斥他“不中用”,裁判所所长职务也因此被撤。

  揭发过程中,最耸人听闻的是时任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的所谓“贪污黄金案”。

  吴法宪说,1946年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三师从苏北挺进东北时,带了金子440余两、银洋21222元、鸦片42斤、各种钞票几亿元。这笔经费被带到四野后勤部,后来又在黄克诚上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被带到湖南,从此下落不明。揭发轰动一时,黄克诚请求立案调查。

  调查组历时多年,经过调查和反复核对账目,最后查明,这批财产经东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李富春批准后,由黄克诚带到湖南,除少部分用于抚恤烈士家属、救济生活困难的干部外,全部交给了湖南省财政厅。

黄克诚:九上九下而未悔

1979年1月4日至22日,黄克诚(右一)出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右二为陈云,右三为王鹤寿。 图/受访者提供

  “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辱”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戴上了“彭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右倾反党的帽子。

  此后,他的政治待遇基本取消,工资降级,“吉姆”座车保留,住所不变,在北京大水车胡同四号院过上了赋闲生活。

  他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外出散步一小时,回家吃早饭,听新闻。8点左右读书,看自掏腰包订阅的《人民日报》。午休后下棋。晚饭后,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散会儿步,10点左右就寝。

  文件没有了,每天只有两本新华社《内部参考》。除了国家工商局副局长夏如爱这位不避嫌的常客外,鲜有人来访。

  读书时,黄克诚不再像过去那样边读边圈点批注,而是变得谨慎了。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书,他还爱看隆美尔、丘吉尔、朱可夫等二战统帅的回忆录。

  大女儿黄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亲曾跟她说,我们国家还没有打过成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二战的经验很重要。

  黄楠以前对父亲的认识是:不爱穿军装,不修边幅,没事儿就去院子里看看种的豆角和葡萄,像个农民。她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大将军衔,只是根据吉普车换成了轿车判断,他应该是升了官,直到一次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接见外宾的消息,才知道他职位不低。

  黄克诚不太会哄孩子,高兴了就只会招呼孩子:“来来来,给块糖吃!”黄楠在学校当卫生委员,要给班级写卫生评比表,就让父亲帮忙写。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字写得很好。

  父亲赋闲之后,她才开始对父亲有所了解。她开始大量阅读书籍,想从中寻找父亲出问题的答案。看到列宁曾经讲,自己的一个朋友劝高尔基,受不了革命的残酷就出国吧,她开始相信,父亲是个好人,但不够激进,不够革命。

  十几岁正是“左得可爱”的年龄,孩子们一度都不想和“犯错误”的父亲接近。一次父亲鼓励小女儿黄梅争取入党,她呛了几句,心里想:“你也配谈入党?!”

  黄克诚夫人唐棣华在自己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研究所也受到多轮批判,被定为“严重右倾”,不断被逼揭发交代,曾多日一病不起。有好心人劝她为了孩子离婚,后来她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打了离婚报告,加之其他一些因素,还是提出了离婚申请,“以示对党忠诚”,但没得到上级批准。

  1961年,唐棣华从工作单位申请到一套三居室宿舍,带着二儿子黄晴搬了进去,每周末回大水车胡同住一天,探望黄克诚和其他三个孩子。

  1962年,由于彭德怀再上“八万言书”,被认为想翻案,黄克诚跟着遭到第二次审查。1963年,他的住地原来的“管理员”老娄被调走,中央警卫师第四团保卫股干部丛树品作为新任管理员搬了进来。总政保卫部交待丛树品,随时汇报黄克诚的情况。

  丛树品一家和黄克诚同住一院,相处得很好。文革后,他成了黄克诚的秘书。

  他向传记组回忆,当时他从来没有限制过黄克诚的自由,时常陪黄克诚到北京郊区看农作物长势,和农民聊天。他还学会了下围棋,因为这是黄克诚一生中唯一的业余爱好。下棋时,黄克诚喜欢以视力不好为由悔棋。别人不干,他就把人拉回来:“那你也悔一着吧。”

  1965年10月,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担任常务副省长。他本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没想到一年后,“文革”开始,他被红卫兵押回北京。

  一开始,他被关在五棵松附近北京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黄克诚回忆,自己常常和看守吵架,对方有侮辱行为,他就会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让看守人员有所收敛,因为这“老家伙”不怕死,动不动就拼命。

  后来,他被转到玉渊潭附近的监护点。北京的3月很冷,看守人员让他们自己生炉子,黄克诚是南方人,不太会,就每天烧得乌烟瘴气。

  1967年7月是大批判会高潮,他被批斗20多次。每次批斗彭德怀,他都被拉去陪斗。

  同监的老干部回忆,黄克诚是监狱里吵骂得最凶的一个。1968年3月,专案组对他通宵达旦搞“逼、供、信”。有一天来了20多人围攻他,他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把自己的头砸得鲜血直喷,人马上休克了。他醒来后,这些人又来围攻,他毫无畏惧与他们对骂:“你他妈的懂个屁!”

  一次放风时,黄克诚见到了彭德怀。趁监管松懈,他问彭德怀:“天冷了,你怎么不穿棉鞋?”彭德怀说:“棉鞋带来了,没穿。别说话了,免得麻烦。”这是他们受到隔离审查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

  “文革”期间,周小舟、彭德怀、张闻天相继去世。

  黄克诚称自己为“幸存者”。他后来回忆彭德怀,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

  主持历史案件清查

  1977年,黄克诚被摘掉“反党”的帽子,正式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纪委常务书记。

  1979年,中组部大楼五层新挂了一块“中纪委二办”的牌子。“二办”主要承担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历史案件的清查和审理。

  黄克诚家重新恢复门庭若市。这时他双眼已失明,开始少说多听。黄楠听父亲说过,越是看不见了,越要谨慎,小心说错了话。

  黄克诚提醒审理人员,要力避重犯“左”的错误,千万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对处理文革中犯过严重错误的军队领导干部,他尤其慎重,明确提出,要考虑历史背景、主观动机,尽量少判、轻判。即使判了刑,也不要殃及家属、子女。

  1979年11月底,黄克诚派人到河南调查刘少奇含冤去世前的情况。不久后,他将情况汇报给邓小平、叶剑英,他说:“少奇同志是被诬陷的,事实清楚,但还有人突破不了这个禁区,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主持正义。”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刘少奇终获彻底平反。

  山西清查“三种人”领导小组把文革时带头抄黄克诚家的人员列为重点隔离审查对象,并三次派人到京求见黄克诚核实情况,他都未接见。他让秘书给山西回函,只说什么时间被首都红卫兵押回北京,“其他记不清了”。

  1980年前后,一位在文革中参与过黄克诚专案审查的军队干部找到黄克诚的秘书,提出到中纪委工作的请求。黄克诚说,此人有政策观念,表现可以,我同意接收。

  “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

  中纪委成立时,黄克诚请示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只回答了3个字:抓党风。

  黄克诚参与组织起草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这些规定共10项,包括: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住房交回;高级干部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人员;除外事活动外不得在公共娱乐场所为高级干部设特座;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不得以试用、借用等名义,无偿占有或低价购买国家和集体生产的产品等。

  1980年1月,中纪委接到举报: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在京西宾馆公款请客,花去400元。黄克诚得知后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的主意谁出钱”。

  杨勇、张震在战争年代都是黄克诚的老部下。杨勇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服,黄克诚给他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随后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交了饭钱,还作了检讨。张震回忆,当时有不少人说情,并要求吃请者共同承担责任,黄克诚都不让步。

  1980年10月,时任商业部部长好几次在丰泽园饭庄请客,应付124.92元,但只付了19元。丰泽园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揭发此事。中纪委立即派人调查,证实情况属实。黄克诚指示,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人民日报》也发了批评报道。这在高级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一位担任中央高级职务的领导人对这样的处理有些意见,批评《人民日报》乱点名批评领导干部。黄克诚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点了他的名:“××同志来了吗?”他说:“黄老,我来了。”黄克诚说:“听说你对这件事的处理耿耿于怀。是不是打在他身上,痛在你的心里啊?你是不是也像他那样请客吃饭少付钱啊?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他接着又说:“接受舆论监督,点名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得了?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一点名就要打倒、搞臭。”

  1980年上半年,中纪委连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华国锋去江苏视察时搞戒严,影响交通;有人把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坐的椅子送到博物馆收藏;山西地方政府在华国锋的老家交城为他修故居,建纪念馆。

  黄克诚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先后任湖南湘阴县和湘潭县县委书记等职,他认为华国锋为人忠厚,是一位可以听得进不同意见的人。他指示中纪委,先给华国锋写信告知,并准备分赴三地调查。调查组尚未出发,华国锋就给中纪委回信,表示已做了了解,这三件事都有,已给江苏省委、中央党校、山西省委打了电话,要求纠正。

  黄克诚见到回信后指示,调查组可以不去了,把华国锋的信登在《党风党纪》上,并建议中央发一封信,告诫全党要防止新的个人崇拜。

  1980年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今后二三十年,一律不挂现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同月23日,中共中央又下发《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指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得再悬挂华国锋的像和题词。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80年代初,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党内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

  1980年11月26日早上,他一起床就把秘书丛树品叫到身边,说自己要到中纪委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座谈会上去讲话。他口授了讲话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丛树品整理成提纲。

  这时,黄克诚已完全失明,讲话全靠记忆。丛树品拿着提纲坐在他身后,时刻准备提醒他。

  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卡壳”,主要讲了党风问题、思想僵化问题、经济问题,还有毛泽东的功绩和晚年所犯的错误。他说,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讲话整理出来,长达1.3万字。

  有人对黄克诚的讲话不服气,甚至愤慨。黄克诚说:“有一位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

  《人民日报》拿到黄克诚讲话稿后,根据胡耀邦批示,加上按语和标题发表,但删去了评价毛泽东的内容。理由是:党的领导层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不要急于作结论;如果当时发表,就抢在中央作结论之前,打乱了中央的部署。

  1981年3月,黄克诚的秘书找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把黄克诚在中纪委的讲话给了他。秘书说:“讲话共三个部分,第二、三部分《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第一部分是关于评价毛主席的,他们没有发表,黄老的意思是请你看看,是否可在军报发表。”

  华楠立刻报告了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和副主任梁必业,获得同意后,报告了黄克诚。黄克诚说:“请你们报告小平同志批准再发。”

  邓小平看后,同意发表,并批示胡乔木在文字上把关。胡乔木在文字上做了个别修改,加上了总标题和小标题,又加了一段:“1936年底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华楠拿到胡乔木改稿后,又一次征求黄克诚意见,黄克诚说:“可以了。修改稿中把称谓‘毛主席’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我不习惯,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毛主席’好!”华楠接受了他的意见。

  4月10日,《解放军报》以《关于对毛泽东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为题,发表了黄克诚的讲话。第二天,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大报刊予以转载。

  1983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条目”列入了林彪条目。林彪条目的初稿与其他元帅不同,除了简介外,对其历史功绩与贡献只字未提。

  黄克诚审阅后,随即邀请《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组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犯过错误、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所以,他的意见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此时距“两案”宣判还不到三年,黄克诚就提出了要从正反两方面正确评价林彪。

  最后的日子

  经过多次请求,1985年9月,黄克诚退出了中纪委的所有领导职务。此时,他因支气管哮喘病加重,已在解放军总医院住了两年院。

  病情稍缓时,他就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坐在沙发上做自创的保健操,到院子里深呼吸。

  那时,党史军史编纂工作已开展起来,找他采访的人越来越多,他几乎来者不拒。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大部分是根据这期间他的口述回忆整理的。

  1985年底,他因直肠癌做了手术,身上插了三根管子,困在病床上不能动。6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已发展成肺心病,他每次咳嗽排痰都累得全身大汗,脸憋得通红。他开始不配合治疗,常常趁人不备拔掉针头和呼吸机的管子。

  他开始出现幻觉,前一分钟还在和家人说话,后一分钟就说起枪炮和爆炸,还会突然着急地说:“我得赶快去朱总司令那里报告情况。”他时常想念母亲,一次,给一位护士背了他“文革”关押期间梦到母亲后所作的一首诗。

  198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

  黄克诚追悼大会于翌年1月7日举行,3000多人出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致悼词:“黄克诚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甚至被撤职、降级,但始终保持刚直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黄克诚去世后,一次总参领导请传记组和黄克诚子女吃饭,说起黄家子孙没有一人参军,如果有意愿,总参可以直接安排接收。黄克诚子女当场表示感谢,但没有一人接受。

  黄楠说,家里兄弟姐妹四人都和父亲一样是天生的高度近视,所以从小就没想过参军。“父亲是天生高度近视的农民,参军是个阴差阳错的事。”

  2012年,黄克诚诞辰110周年时,《黄克诚传》出版。子女们为父亲做了一份诞辰纪念卡,上面抄录了他的一首词《江城子·忆彭德怀》: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附: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黄克诚

  人民日报 1981.04.11第1版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多次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他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他带着队伍辗转到达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队伍。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⑴⑵)

  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1929年2月,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主席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复中央说: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一定要我们离开,那就请派恽代英、刘伯承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军阀战争很快爆发,形势就变了。毛主席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那首词,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正确主张,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1929年红军主力在闽西,这时党内发生过一次关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他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休息养病。后来红军的战斗活动很不顺利,于是又去请毛主席出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主要部分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毛主席在我们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对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有的人现在说古田会议好象不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不是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象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1930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通过周以栗同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就因为有了这个正确决策。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要受严重损失。

  1931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等同志来到苏区,组成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撤销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他的《渔家傲》词里面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况。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受到重大损失

  1931年,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组成了中央局,领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斗争。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许多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绝大部分拔掉了,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他自己内部的各派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可惜当时我们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的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正确意见。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毛主席又被排挤。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已有深刻影响。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以博古为书记的临时中央也来到中央苏区。此后,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指挥军队。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他们改变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他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1932年受排挤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就是这时候写的。

  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作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会议前后,毛主席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党的领导和军事方针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来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领导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那时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当时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只是解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批判的领导同志就多了,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又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汇合时,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往西康地区去,那么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到三万。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他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陕北。

  1936年底西安事变,成功地实现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让我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了王明。这样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他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执行毛主席让他们挺进敌后的指示,1941年,在中央严厉督促下率部队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中央规定的渡江北上的路线,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相反,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于1938年四五月间就率领新四军一部东进江南敌后,随后又渡江北上,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曾让我们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我党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尽管去了重庆,仍然坚持“针锋相对”、“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毛主席不但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了解放战争,而且亲自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比较具体地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建立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党中央。在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象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我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并且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些后果是尽人皆知的,我就不多说了。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小平同志讲得对,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象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有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摸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还有一点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19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缺少分寸了。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

  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们正在很有成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毛主席的正确的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我认为这样做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比方说,现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根本思想是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与我们现在讲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怎么能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呢?离开了工农兵还谈得上什么人民呢?文艺不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怎么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文艺界这几年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确有少数人打着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这些人不愿为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服务,不愿为广大的工人服务,也不为勤勉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服务,不为四化服务,而对香港、日本、美国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级的货色倾心向往。我国正处于艰难地开创新路、建设四化的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向人民介绍外国,学人家的长处,应多介绍这些国家创业时期人民艰苦斗争的情况,多介绍世界上科学家献身事业、造福人类的事迹和精神。要注意现在有些青年人有一种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甚至迷恋一些连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也认为腐朽无聊的东西的倾向。文艺创作和外国文艺作品的介绍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中国人民?拿什么来培养我们的青年和少年?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

  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毛泽东思想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几亿人民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产物。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这个思想经过我国民主革命后六十多年时间,现在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种思想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青年时代都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团结、组织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的。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领导并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党,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总要有个思想武器作指导。有些人要丢掉我们自己的宝贵财富,难道要请孔夫子、请三民主义回来?那是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时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请孔夫子,又不请三民主义,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来呢?我看是绝对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我们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等等。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就绝不能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不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现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资本主义那一套。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是比我们高,但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少犯些错误,情况还会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讲得那么漂亮,那里黑暗的东西多得很!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黑手党的“生产”,1979年收入为一千五百亿美元,纯利润就有五百亿,仅次于石油企业的产值。那是些什么玩艺呢?就是搞各种毒品,搞赌博、卖淫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国家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呢?难道这就叫文明,就叫幸福?丢掉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不能不看到这个危险!

  有的同志说,只提马列主义就行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有中国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内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锻炼出我们党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比如,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就要靠毛主席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优良传统作风。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执政,当了“官”,就丢掉这个宝贵的传统,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看一些乌七八糟的电影。这不是生活小事。这样的歪风邪气不制止,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腐败下去!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做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着“信仰危机”,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思想没有出路,没有精神依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正确,他的某些话是讲错了或是过时了,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这是黄克诚同志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这次发表,在文字上略有改动。文内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原载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新华社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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