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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夏牺牲在桂东普乐

  方维夏(1879—1936),又名绪光,肖国,号竹雅,平江县长寿街人。方维夏是伟大的革命家,教育家。曾就职于湖南第一师范,担任学监主任,接触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后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井冈山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总务厅厅长。长征时期随红四团转移至湘南,并成立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威震湘、粤、赣三省反动军阀!1936年4月,方维夏在湖南桂东县普乐乡被敌围困,后遭遇叛徒英勇就义。

  一、早年博学多识的方维夏

  方维夏自幼随父读书,聪颖、活泼、伶俐,深得父亲疼爱。后因父早逝,方维夏14岁辍学在家,一面自学,一面务农。方维夏向往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一心想做不随俗流,不入污泥的"雅士",因屋场周围有翠竹环绕,遂自号"竹雅"。族中一些长辈因他不应"岁考",斥他为"不承父志",他也毫不介意。只是母苦亲劝要他随当刑名师爷的堂伯方仁阶到县衙补个"学习文案"的差使时,他才勉强从命。

  方维夏在县衙门学习文案期间,持自廉正,一尘不染,曾赢得"方圣人"的称誉。有一次,方仁阶对县城景福堂的老板刘团福奸污佃户杨南山的儿媳致死,并将其儿子打成重伤的案件不作处理,反而串通县太爷索贿枉法,他十分气愤,把方仁阶分给他的一份贿银丢在桌上说:"我不能要这昧良心的黑钱!"卷起铺盖,就回家去了。

  县衙的黑暗,加上当时康、梁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思想对他的影响,使方维夏再也无法安心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献身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走"教育救国"的道路。1896年2月,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到长沙考入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简易科,1896年7月毕业。从此,开始他新的生活的追求。

  1897年,方维夏在家乡长寿街创办了长寿高等小学堂,并兼任校长。

  1898年,湖南优级师范开始招生,分理化、博物、数学、地理四科,每科各取60名。为了深造,方维夏在这年报考这所学校,1898年9月入学,在博物科(选科)学习。当时,按照清政府学部的规定:在优师选科毕业而成绩最优的学生,进京复试及格,可奖给举人,以部司任用。因此,许多学生大都埋头读书,希图入京复试,而方维夏却关心国家安危和社会风云。这年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后,方维夏得知家乡河对岸鲛鱼潭所存的几百担备荒积谷,被堂伯方仁阶把持,要运往江西高价出售时,便立即赶回家乡,发动几百饥民,在一天夜里挑着箩筐,擎着火把,把鲛鱼潭的积谷全分了。

  1898年9月方维夏进入湖南优级师范博物科,并接受了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先进思想,参加变法维新活动。后“百日维新”流产,他转而走上“教育救国”之路。1900年12月,方维夏在优师毕业,即受聘到岳郡四县联中任教。他在任教期间,曾撰写《非亲论》一文,否定"愚忠"、"愚孝"的伦理观念,更反对有人以"尽忠"、"尽孝"为幌子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篇文章引得一些自称"岳州名士"的封建遗老遗少捶胸顿足,把它视为对中国传统礼教的叛逆。

  方维夏联络好友,在家乡长寿街创办高等小学校(现“维夏中学”)。后来受革命思潮感染后,他又迅速走上救国救民革命道路,1904年,参加了爱国团体——华兴会。1905年8月,方维夏考入日本东京农业大学,专攻农业科学,在东京农业大学留学期间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0年学成回国。发动和领导家乡灾民开展闹粮斗争。

  二、任职湖南第一师范的方维夏

  1911年夏到1918年夏,应留日好友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孔绍绶(1912年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聘请,方维夏返回母校任教,任该校农业、博物教员和学监主任,并到周南女校等校兼课。在湖南一师工作的七年期间,政治上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的卖国独裁统治。特别是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之后,方维夏非常愤慨。方维夏还联络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师给一师一名反动分子写信,揭露其甘当袁世凯鼓吹帝制走狗的丑恶面目和无耻行径,声言要与之斗争到底,迫使他不敢在一师公开活动。

  工作上积极编写教科书和教学。方维夏接触了毛泽东(1913年~1918年夏在湖南一师从事学习和早期革命活动),并建立起良好师生关系。毛泽东尊敬方维夏老师。方维夏器重毛泽东非凡的胆略和特殊的领导与组织才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在教学上,方维夏注意教学联系实际。教博物课时,经常带领学生去岳麓山采集各种标本进行现场讲授。任农业课主任教员时,除编写有《中等学校农业教科书》外,还常带领学生开辟实习园地,从事种植、中耕、灌溉、施肥的实践操作,既激发了学生对博物、农业学科的学习积极性,又美化了学校的教学环境。在任学监期间,方维夏为学校编制各科各年级的教学内容表,具体指导各科各年级的教学。他编的《儿童训育法询》,曾被教育界人士誉为"诚办小学之良法善本",并推广使用。

  在对学生的管理上,方维夏坚持民主管理方针,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方维夏曾将毛泽东看做是自己"最好的一个学生"。1915年上学期,毛泽东写了一份反对校长张干的传单,经方维夏和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等再三力争,才使毛泽东免被开除学籍。1917年10月,他以学监主任身份代理学友会会长时,曾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学友会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只从旁辅导。同时确定原由一师和附小两部教员试办的夜校,也交学友会来办,以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并拨出400银元作为办学经费。方维夏还和校长孔绍绶商定,在学校当局开行政会或教务会时,也吸收学友会代表参加,为湖南教育界首创学友会高度自治的良好风气。

  1918年暑假,湖南一师孔昭绶校长因张敬尧部混成旅占据学校,使学生无法安心听课,学校经费亦无着落,愤而辞职。方维夏与孔校长私交甚笃,誓同进退,决定辞职赴日留学。

  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方维夏

  1918年秋,方维夏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农业大学。1920年4月,他学成回国到达上海,立即投入湖南代表团在这里进行的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并担任联络工作。

  驱张斗争胜利后,方维夏应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的邀请,出任政务厅教育科(亦称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与此同时,方维夏又被省教育界人士推举为省教育会会长。在方维夏的主持下,湖南教育出现了新的生机,反映在"一为教育经费独立,一为私立学校增加,一为学校内容革新"。有人说,湖南教育能有这些成果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任职期间,他设法安排爱国青年李六如等在长沙教书,以壮大革命力量。

  方维夏在湖南教育界的声望是很高的。早在1918年,他就被补选为省议员。到1922年3月,虽然赵恒惕已取代谭延闿掌握全省军政大权,排挤方维夏这个受谭延闿器重的人,但方维夏仍在平江以最多票数之一者当选为新的省议员。方维夏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支持工人运动。1922年7月,方维夏代表湖南省教育会赴济南参加筹备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以充作教育经费的庚子赔款使用问题。方维夏在会上不赞成多数人主张以赔款作为充实国立大学图书馆、派遣留学生和设立西方古代文化的博物馆、美术馆等的经费的意见,认为重点应放在支持初、中两级教育和义务教育、社会教育事业上。由于方维夏的坚持,使会议最终作出俟办法筹定后,将详细理由再电各省教育会征求同意的决定。

  方维夏从济南开会回到长沙后,积极支持湖南工人运动。方维夏利用省议会的讲台,一面公开表示对长沙织造、泥木、缝纫、理发、笔业、铅印活版等工人罢工斗争的支持,一面揭穿赵恒惕倡导所谓"联省自治"的骗局。方维夏用赵恒惕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贩卖鸦片等罪恶事实,指出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借"自治"之名,行地方割据、祸国殃民之实,使省议会中的"拥赵"议员目瞪口呆,狼狈不堪。赵恒惕曾几次派人想收买他,威胁他,方维夏始终不屈,毫不动摇,并对人说:赵恒惕想收买我,这是找错了对象。

  1923年谭(延闿)、赵(恒惕)战争结束后,赵恒惕对他这个所谓谭派人物下达了拘捕的密令。这时,方维夏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秘密出走广州,开始了他新的革命斗争历程。

  四、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并入党的方维夏

  方维夏十分重视新文化和列宁主义在城乡的传播。1920年8月,当毛泽东等在长沙发起筹办文化书社时,方维夏竭力支持,方维夏投资铜元七千八百元,作为“文化书社”活动费,成为书社总社36名社员之一,曾两次向书社投资。1920年11月3日,方维夏和李六如等还办了平江文化书社。这是文化书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个分社。与此同时,方维夏和毛泽东、彭璜、姜济寰、易培基、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发行俄罗斯杂志,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积极宣传列宁主义。方维夏十分强调对"俄国的国家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由于方维夏积极参与倡导,使俄罗斯研究会成为湖南"公开研究社会主义之团体"。此外,他还提出大力发展平民教育,积极支持各工厂开办工人夜校等。

  1924年初,身为中国国民党老党员“孙文学说”忠实信徒的方维夏,受毛泽东影响,由中共湘区委员会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他人生根本转折。方维夏到达广州,任湘军第五军秘书长,并在湘军中的国民党特别党部筹备处负责。不久被党组织派往“湘军”开辟统一战线工作。方维夏兴办军校“湘军讲武堂”,既担任政治部主任,又兼任政治教官,推动对旧军队改造,培养军事骨干,传播革命思想。

  1924年11月,经李六如介绍和中共广东区委批准,方维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方维夏在湘军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方维夏除请孙中山向湘军官兵作讲演外,还印发了不少有关讲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和北伐的小册子。方维夏经常下到各营、连和士兵促膝谈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向廖仲凯写信,吁请务必设法妥善解决湘军的待遇问题。1925年1月,方维夏被谭延闿任命为设在广州的湘军讲武堂(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方维夏为讲武堂拟定周密的政治教育计划,严格组织实施,并亲自给学员讲课。方维夏还请毛泽东等人到讲武堂作报告,组织学员参加广州工农兵的示威游行,大大提高了湘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五、堪称伟大革命先驱的方维夏

  1925年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1925年8月,谭延闿所部湘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下辖第四、五、六师和一个教导师。方维夏被任命为五师党代表。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随后又奉命同二军其他各师去江西作战。方维夏随师做政治工作。五师在参加攻克南昌的战役后,1927年3月又参加攻打南京的战役。经过激烈战斗,于1927年3月24日攻下南京。

  当晚,方维夏目睹美、英帝国主义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满街房屋被炸,老百姓血肉横飞的惨状,十分愤慨;同时方维夏又对蒋介石密电说上海南京外国人多、要他们注意关系感到困惑。局势的变化,使方维夏不得不认真考虑革命的去向问题。

  恰恰在这时,上海党中央派彭述之来到南京,向方维夏和萧劲光(二军六师党代表)、李六如(二军四师党代表)、谢文锦(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主要干部谈了帝国主义想从内部分化国共合作,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但没有谈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应如何准备应变的问题。这仍然使方维夏感到抓不到要领,内心十分苦闷。不几天,五师奉令随二军从南京渡江进驻浦口、明光、蚌埠一带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方维夏随军北伐转战到了南京。在风口浪尖上,为了稳定军心,他团结将士,在第二军发起了“倒蒋”运动,把部队带到武汉。

  这时,武汉方面来电要二军开赴武汉。在二军代军长鲁涤平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上,方维夏和党内同志坚决主张与武汉国民政府联合讨蒋,得到了鲁涤平等人的赞同。当部队行至安徽宿松、湖北黄梅一带时,方维夏又和李六如、萧劲光在二军中开展"讨蒋运动",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部队开到武汉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后,方维夏又投入了武汉群众的反蒋斗争。

  1927年方维夏接受党组织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周恩来通知方维夏在7月底以前赶去南昌参加起义。1927年7月28日,方维夏和徐特立、张国基等人从武汉乘船动身,于当天到达九江,然后换乘南浔路火车在德安下车,再乘汽车到达南昌。

  方维夏到南昌后,在贺龙所率第二十军第一师任党代表,师长是贺锦斋。他们住在江西大旅社,门外挂着二十军第一师司令部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起义军的总指挥部。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方维夏曾向贺龙建议将二十军内不可靠的连长尽先撤换掉,并让共产党员担任连指导员。贺龙采纳了这一意见。1927年8月1日凌晨,当起义战斗打响时,方维夏和贺锦斋带领一师向南昌驻军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进攻。他们冒着炮火,指挥部队爬上鼓楼,把敌人压缩到院子里包围起来,最后迫使敌人举手投降。起义胜利后,方维夏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

  南昌起义后,方随起义军转战广东潮汕地区,并参加了当年12月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1927年8月4日,方维夏随第一师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这时,方维夏已年近半百,但精神抖擞,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数百里,不以为苦。1927年9月20日前后,部队进入潮汕地区,方维夏还应当地农民的要求,指挥部队消灭了揭阳西南炮台市附近一股力量较大的地主武装。

  起义军南下时,因贺锦斋代理贺龙指挥第二十军,方维夏同副师长欧学海担负着一师的指挥任务。不幸的是,部队在潮汕被包围,损失很大。当方维夏和欧学海带领一部分队伍突出重围后,又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便按前敌委员会原来的命令,向陆丰方向转移。

  在这关键时刻,副师长欧学海却以"起义失败"为辞,企图瓦解军心,带队叛变。方维夏立即挺身而出批驳欧学海的谰言,带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士兵向欧学海展开坚决的斗争。欧学海执迷不悟,临阵逃跑后,他带领部队继续前进,不料1927年10月10日上午将到陆丰时,又陷入敌东路军两个师的包围。经过激战,方维夏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来到广州。接着,方维夏又投入了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先后均告失败,但却没有动摇方维夏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方维夏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1928年,方维夏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受党组织派遣,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6月中旬,方维夏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莫斯科,出席了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结束后,方维夏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同在这个班学习的有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共产党人。在学习期间,方维夏对王明等人借机打击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同学一事向支部局提了意见,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围攻,说方维夏受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的利用,还攻击方维夏早年与谭延闿关系密切,社会关系复杂,在政治上不能信任等等,对方维夏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开除了方维夏的党籍。面对这不正常的党内生活,方维夏自认为对党问心无愧,决心据理力争,把问题弄个明白。在徐特立、何叔衡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方维夏理直气壮地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上诉。经过斗争,方维夏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党籍也恢复了。

  六、奋斗在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方维夏

  1931年,方维夏从苏联回国,先后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总务厅厅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服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前往湘赣省苏担任教育部长兼司法部长。期间,创办列宁初级小学700多所,工农夜校800所,并办有《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报刊13种。

  1931年春,方维夏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党中央派往苏区工作担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调往瑞金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方维夏根据毛泽东指示,带领全厅同志,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较好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和需要;同时提倡节约,并以身作则,粗衣粝食,艰苦朴素。有次,方维夏还把按规定分给他的一件棉衣送回仓库,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受到广泛赞扬。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年夏,方维夏被派往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长。为了发展湘赣省苏区的文化教育,方维夏在全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办学和识字运动。在短时间内,全区就办起了700余所列宁初级小学,800所工农夜校,三所女子职业学校,30余所女子半日制学校,建立了30多个业余剧团,创办了《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13种小报和刊物。方维夏还主持编印了一册《识字课本》,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读来琅琅上口,既能识字,又是政治教材。

  方维夏在湘赣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时,还兼任司法部部长。在工作中,方维夏对"左"倾错误的惩办政策不满,在11月召开的第三次省党代会上,曾就此提了不同意见。方维夏同时还写过一篇关于苏维埃选举的文章,就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方维夏这些中肯的意见却被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士杰(后叛变)指责为有"托派思想",开会斗争他,撤了方维夏的部长职务。

  七、领导湘粤赣边区游击工作的方维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长征。湘赣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大规模进攻。井冈山下,赣水两岸,血流成河。根据地被分割成十几小块,时任赣南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和上级党的联系被切断,只好跟随红四团转移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在桂东、资兴、遂川等地与国民党军多次作战。因战斗失利,部队损失较大,红四团退至桂东东边山整休。不久,团长李宗保、团政委旷珠权下山作战,遭到江西省保安团和桂东县铲共义勇队的进攻,损失惨重,部队分割成几十个小股;后李宗保、旷珠权叛变投敌。在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方维夏挺身而出,代理赣南特委书记,收集、整顿红四团余部,将队伍带至东边山,消灭了盘踞在这里反动武装,红旗插遍了上庄、下庄、青洞、泥塘一带的山岭村庄。方维夏率部与桂东游击队会合,连续在新坊、龙溪、青石、麟潭等地打了一些胜仗,又在桂东东边山建立了根据地,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当地坚持游击战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方维夏与罗荣所率的桂东游击队会合,采取突然袭击和打游击战的战术策略,在普乐油罗口消灭挨户团郭猛部的一个排,在小江打垮何忠汉的两个连,在上樟隘口打死铲共义勇队近百人。

  1935年4月,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赣南游击队约300人枪,由油山经崇义、大余边境来到东边山,与方维夏收集、整顿的红四团余部以及桂东游击队会师。不久,项英、陈毅又命游世雄率百余人来到湘南,与蔡会文会合,正式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又称湘南红军游击队),同时成立中共湘赣特委,方维夏被任命为湘赣特委宣传部长。

  从此,方维夏全力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和游击队的发展工作,迅速打开了湘南游击战争的局面。游击队在艰苦的战斗中,发展到1000多人,形成了以桂东的东西两边山为中心,包括湘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郴县,赣南的上犹、崇义、大余、遂川,粤北的始兴、南雄等县的边界,纵横数百里的游击队活动区域。

  湘南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惧,湘粤赣三省敌人不断增兵“进剿”,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叫嚷“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困死”。

  方维夏为人耿直,性格刚强,待人诚恳谦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虽年过半百,但精神矍铄,斗志昂扬。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忘我工作。方维夏经常与队伍一起转移,背包自己背,枪支自己拿,干粮自己带。每当休息时,方维夏便与战士们谈心,进行宣传教育,遇有战事,他毫不犹豫地拿着左轮枪投入战斗。他生活俭朴,不吸烟,不喝酒,穿的是长布褂,粗布衣,方维夏与同志们一样“野菜汤,口中粮”,粗粮粝食,一点也不特殊。尽管条件差,生活苦,任务重,但他充满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未来满杯信心,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他非常关心、爱护同志,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见到他人有缺点、毛病,总是及时指出,苦口婆心地加以劝导,帮助改正,常常把自己的铺盖给其他同志使用,将困难留给自己。在部队处于高度分散、隐蔽的情况下,他紧密地依靠和团结群众,与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方维夏与战友们同甘共苦,吃红薯、喝野菜汤;对战友关怀备至,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常常把自己的被子盖到战士身上;对工作克尽职守,对前途充满信心,在干部、战士中享有崇高威望。红军游击队在东边山整训时,他多次主持召开党、团员和干部训练班,与大家分析形势,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方维夏致力于游击队的思想建设,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游击支队在东边山整训时,他开办了几期党、团员训练和干部训练班。为办好训练班,事先他通盘筹划,认真准备,通霄达旦工作,为讲好课,方维夏认真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准备讲稿,深入浅出地向学员讲政策,讲党和红军的纪律,讲党的群众路线和依靠群众,发动组织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的主要性等。方维夏还经常用苏联红军的英勇事迹,鼓舞游击战士的革命斗志,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坚定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念。

  国民党政府对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和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惶惧不安,纠集湘粤赣三省三个师的兵力联合“进剿”。三省出动教导团、铲共团、保安团的兵力联合“进剿”,采取搜山、砍山、烧山、并村移民、联保连坐、经济封锁、招抚诱降等手段,妄图将红军游击队消灭。广东军阀余汉谋大肆鼓噪:不把共军打死,烧山也要将他们烧死,烧不死也要把他们饿死、困死。此外,他们还组织“跟脚队”、“听响队”、“观烟望火队”等,到山上、河岸、路边看有无脚印,听有无声响,站在高处观望有无烟火,若发现可疑之处,则立即搜山。为粉碎敌人的“搜剿”,游击队化整为零,一般都以中队或小队分散活动。给养困难,就采山蕨、摘苦菜、挖竹笋、吃野果、啃草根,以此充饥。尽管困苦异常,但方维夏对革命事业仍忠贞不二,矢志不渝。面对着几十倍于我的敌人,1936年3月,湘粤赣边区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化整为零避实就虚转移。高烧、昏迷和患吐血病的方维夏固执要求留在总部,蔡会文拗不过,安排了两位警卫员照顾方,然后踏上了转移征途。游击支队化整为零,以一、二十人一组进行分散活动,方维夏被留在总部指挥战斗。

  1936年4月,方维夏夫妇及警卫员小张、小杨在桂东普乐下庄被敌围困。敌人加紧“清剿”,方维夏等人在被围的仙背山粮食给养困难,靠啃树皮度日。又遭蚊虫叮咬,疮疤满身。体弱的方维夏身染重病。两个警卫员不得不化装成砍柴孩子,冒着危险轮流下山,找医弄药,接触到了原认识的地方游击队员黄犹斌,终于得到药品。

  后黄犹斌被东平乡(现为沙田镇、东洛乡、普乐乡)反动乡长郭英汾“保安队”发觉,贪生怕死的黄犹斌在威逼利诱下出卖了方维夏。4月21日,被收买的黄犹斌,黄甘古、郭先古三人按照郭英汾所设之计来到仙背山,以送粮为名进驻方维夏驻地,并说所居之地不安全,提议往深山转移,黄犹斌等三人按照郭英芬所设之计来到仙背山对方维夏说:“这里住久了不安全,还是把棚厂再往深山里打,换个地方为好。”方维夏同意他们的意见,叫警卫员随黄犹斌等人去打厂棚。1936年4月21日晚上,黄犹斌等先将方维夏的警卫员杀死。4月22日,黄犹斌等再次上山,以试枪为名,将正在煮早饭的方维夏枪杀,并将方维夏的夫人一起杀害。然后,取下方维夏夫妇的首级星夜赶赴县政府邀功请赏。

  1936年5月14日的《国民日报》有过如下报导:“方匪维夏夫妻……近来盘据桂东三区之东山。……迨本年三月,该处乡长郭英汾,知非用计,难于奏效,乃饬乡民郭垂绅、黄犹斌、黄甘古等三人,直抵匪处,化妆侦测,并嘱相机图谋,自有重赏。不图匪果入计,竟将该绅等掳去,胁迫当兵,绅等也遂为从,以窥其破绽,而待机宜。至二月初二晚(即国历四月二十二日),方匪维夏夫妻,……迁于高山,隐于深谷,只令二从看守。绅等趁此时机,乃于深夜,杀死二从。复于翌晨,以戏枪为名,击毙匪首方维夏夫妇。”

  方维夏夫妇殉难后,黄犹斌等将其财物,包括被盖,银元、银牙铣、外币(即卢布)、衣服等全数收裸,带着三支长枪、二支短枪及一帮人来到仙背山,割下方维夏夫妇头颅,用布袋挑着经扶洞,沙田送往县城,向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讨赏,得奖金300元,三名凶手各得50元、30元、20元不等。方维夏的头颅则被悬挂在下黄桥“示众”。接着,他们又将方维夏夫妇尸体运至县城,进行拍照。后,桂东县政府又将方维夏夫妇头颅送往长沙,向湖南省政府请赏去了。而他们两人的尸体则被草草地掩埋于桂东县城附近,具体地点,则因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加之时间的推移,当事人早已先后去世等原因,至今尚未寻清。

  方维夏被暗杀的噩耗,半年以后才传到陕北毛泽东那里。闻讯后,毛泽东痛心疾首对已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说: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了不起呀……

  杀害方维夏等人的凶手郭先古,后来投入国民党军队,去向不明;黄甘古则在桂东解放前数年一命鸣呼;黄犹斌于解放后被桂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方维夏牺牲后,他的学生方暨南于1948年在平江方维夏的家乡修建了一座衣冠冢,并刻碑纪念。新中国建立后,杀害他的凶手之一——黄犹斌被桂东人民政府处决。为纪念方维夏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桂东县委、桂东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桂东县城中心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维夏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平江县委、县政府对方维夏在家乡兴办的学校命名为“维夏中学”,并雕塑了一尊铜像以示纪念。

  方维夏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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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忘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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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蒋介石》作者,人称无风。无党派人士,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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