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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帕克兰市的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14名高中生在内的17人死亡。这起惨案不仅在美国引起震动,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大规模枪击案在美国呈高发趋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似乎也变得“危机四伏”。那么大规模枪击案在美国有多严重?相关研究进展如何?控枪争论的分歧到底源自哪里?本报记者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美国学者。

  案件逐年高发研究持续低迷

  美国国会2013年通过法案,将“大规模杀害”(mass killing)定义为单次杀害人数不低于3人的事件。基于这一定义,结合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的统计数据,2018年的第二个月尚未结束,美国已发生了7次大规模枪击案,除枪手外共41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死伤人数最多的就是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1966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枪击案揭开了现代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的序幕。此后每十年,单次杀害人数不低于4人的枪击案的数量和致命性都在上升:1970—1979年8起,死亡43人;1980—1989年20起,死亡135人;1990—1999年35起,死亡205人;2000—2010年36起,死亡235人;2010年至今42起,死亡396人。在这近150起枪击案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案件均发生于过去十余年间,分别是2017年拉斯维加斯音乐节枪击案、2016年奥兰多酒吧枪击案、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和2017年萨瑟兰斯普林斯教堂枪击案。

  如此频繁且后果惨重的公共安全事件理应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就枪支的持有和使用,特别是大规模枪击案的诱因、作案模式、影响、预防和应对等课题展开深入研究。然而,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詹姆斯·赖特(James D. Wright)告诉本报记者,过去20多年里美国枪支犯罪研究近于停滞。1996年,美国国会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1997财年预算中挪出260万美元用于创伤性脑损伤研究,而这一数字刚好是上一财年CDC的枪械伤害研究支出金额;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还通过了共和党众议员杰伊·迪基(Jay Dickey)提出的《迪基修正案》,规定“1997财年联邦政府向CDC提供的伤害预防与控制经费不可被用于倡导或推进枪支管控”。该法案未对枪支研究作出明确许可或禁止,但它起到了寒蝉效应,没有人愿意冒着伤害职业前景、损失研究经费的风险去“一探究竟”。在这之后,其他公立科研机构也遭受了类似打击。2012年,国会通过法案,规定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设的所有机构均不得将联邦拨款用于倡导或推进枪支管控。

  虽然在联邦拨款匮乏的情况下,科研人员可以向非公共部门寻求资金支持,但据学者介绍,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且存在一定风险——如果资助方在枪支问题上具有特定政治倾向,科研人员可能会迫于压力发表“合适的”研究结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提出,目前,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一些私立高校设立了枪支问题研究项目或研究中心,但“缺少政府资助仍是问题”。2017年7月,在加州政府提供的五百万美元资助下,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成立了枪械暴力预防研究中心,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出资支持枪支研究。该中心主任盖伦·加特缪特(Garen J. Wintemute)表示,“枪支暴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的团队吸收了加州大学不同学科的专家,同时也向其他机构的科研人员提供竞争性的小额经费,以期复兴这一低迷已久的研究领域”。

  民众意见极化

  每次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有关持枪权和枪支管控的讨论都会升温。1993年,美国通过《布雷迪手枪暴力预防法》,规定购枪者必须通过联邦背景调查。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蒂莫西·利顿(Timothy D. Lytton)表示,大部分美国人支持现行的购枪背景调查制度,并希望加强对犯罪和精神疾病的追踪记录。但大规模枪击案在不同地区还是引起了不同反应:在大多数选民支持枪支管控严格化的地区,以北部州为主,州政府出台了针对半自动枪支和大容量弹夹的更严格的限令;在大多数选民支持拓宽持枪权的地区,以南部州为主,州政府通过了允许持枪者在更多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法案。这代表了两种观点:减少枪支暴力的办法是限制公民持枪,还是给予公民更多持枪自由。这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枪支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而民众意见极化令政治领导人不敢在控枪问题上采取强有力的立场。

  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法学院教授艾伦·罗斯特伦(Allen Rostron)谈到,控枪在美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议题。人们在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例如,有人主张限制持枪,然而有人表示鉴于美国已有大量持枪者,现在限枪会造成守法公民的不便,而不能阻止那些决意使用枪支犯罪的人。再如,针对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夹的禁令是否有实效,人们争论不休。

  控枪呼吁未必产生实效

  如果控枪问题涉及的只是具体政策和法律,它不至于如此激烈和持久,更深层原因在于它像是一条文化分界线,体现出一些非常基本的观念分歧。拥护持枪权的群体信奉个人主义,他们认为人需要自我保护,不能依赖政府或他人。他们倾向于拥护高度的持枪自由,对其而言,枪支不仅能用来自我防卫,还能用来反抗政府滥用职权。反对持枪权的群体则认为人们需被保护和互相关照,生活在一个时刻需要枪的社会是可怕的。

  2月16—19日,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开展了最新一次全国性控枪民意调查,共1249名选民参与。结果显示,66%的参与者赞成实施更严格的枪支法,这是自2013年该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值,明显高出反对者31%的比例。不过,突发事件未必能推动控枪呼吁真正产生实效,公众的反应可能反复变化。据美国盖洛普公司调查,1991—2015年,认为“涉及枪支销售的法律应更严格”的美国人比例从78%降至47%,尽管其间出现过小幅上升,但总体趋于下降。罗斯特伦说,过去20年里他一直密切关注控枪讨论,看到过控枪呼声高涨又回落,人们围绕相同问题争执不下,却未见突破。原因之一是观点相左的人之间不能相互理解。枪支对于不同地区和背景的人来说意义迥异,例如,枪支可能令成长于乡村的人产生关于狩猎、愉快的家庭时光、学习射击等经历的正面联想,也可能令成长于城市的人产生关于公共安全威胁、枪支犯罪等负面联想,而两个群体都认为对方是无知、错误、邪恶的。但是反对控枪的一方更加强势,他们对保护持枪权抱有极大热忱,并通过选举投票、组织和参加集会、在媒体上发声等行动宣传其理念。支持控枪的一方相对没有这么“情绪高昂”,枪支问题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当多数国民赞成控枪但热情不足、未充分付诸行动,少数国民反对控枪但积极投身于保障持枪权的活动中时,后者更可能取得政治胜利。在罗斯特伦看来,美国的控枪讨论能否取得实质进展,恐怕只能让时间来说话,也许从小目睹校园枪击案的下一代们日后将更踊跃地推动限枪措施的制定和执行。

  (本报华盛顿2月24日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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