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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和有效应对有关的“中国威胁论”

  党的十九大前后,海外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卷土重来,成为中国优化经济发展步骤、调整外交政策节奏、树立良好国际形象过程中的主要“杂音”。尽管改革开放40年间,对中国崛起的歪曲解读和风险放大始终是西方国家压制中国的重要途径,但相较于先前而言,本轮“中国威胁论”除根源于西方的历史路径依赖惯性、从认知上延续西方中心主义和异化东方的刻板思维、在实践层面挪用对苏冷战套路之外,还受国际社会集体“向右转”、中美竞合天平明显侧倾的复杂因素助推,从而形成“中国威胁论”滋生的诱导性环境。加之中国发展上行性趋势突破了西方悲观预期的底线,将中国定性为“竞争对手和重大威胁”可使西方国家从中获得直接利好,在心理不适应症与快速扭转现状的欲求刺激下,本轮“中国威胁论”呈现部分非同以往的特点。

  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酝酿和发酵

  中国“威胁论”宣扬者的本轮反攻倒算首先体现为美国《时代》周刊、法国《世界报》、德国《明镜周刊》等西方传统强势话语媒体纷纷对中国崛起进行的高密度“捧杀式”报道:使用醒目的汉字或拼音作封面,以“中国赢了”、“中国,强国崛起”、“中国:巨人觉醒”等刺激性标题博人眼球,一则承认甚至夸大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惊人成就,二则强调当前中国高调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背后,是对现有国际秩序与价值观的蓄意颠覆,西方国家若不迅速觉醒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西方媒体联手构建的消极舆论环境烘托下,2017年11月,供职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沃克尔(Christopher Walker)、路德维希(Jessica Ludwig)在《外交》发文,首次用“锐实力(sharp power)”描述中国的力量类型。[1] 随后又以基金会组织名义在《锐实力:崛起中的专制主义之影响力》报告中深度解读此概念,认为多年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斥巨资支持民间交流、开展形形色色的文化活动、设立教育项目、拓展媒体与信息触角的本质并非西方所熟识的“软实力”建设,而是“锐实力”的使用。二者差别在于,前者用吸引力和劝说赢取人心,后者则旨在渗透或打入目标国政治或信息环境内部,从而离间、分化和操弄世界,堪称专制国家大规模投射影响力和瓦解民主国家的“利刃”或“注射器”。报告诟病中国在国内全面打压政治多元主义和言论自由,且为谋求一己私利逐渐将这种做法外化至国际社会。[2] 英国《经济学人》也随后发表《中国锐实力如何抑制境外批评声音》、《如何应对中国“锐实力”》等文,称“必须警惕中国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按照本国利益暗地塑造他国公众舆论,抵御‘锐实力’的最佳办法即确保民主国家间公开透明”[3] 。

  “锐实力”概念一经抛出便满足了西方舆论场“欲加之罪,只患无辞”的心理需要。多家智库迅速跟进,发挥其提供学理性政策建议、实证研究型评论的优势和进行思想交锋的丰富经验,对华开展“口诛笔伐”攻势。[4]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与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于2018年2月合著《威权主义的推进——回应中国在欧政治影响力之增长》指出,中国在欧洲的威权主义价值观渗透途径时隐时现,主要有三:一是以经济投资为轴发散政治影响力,拉拢反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精英;二是借中国官方媒体在欧洲主要报纸上编写付费插页以及同欧媒建立论坛或对话机制的方式加大舆论支持力度;三是投资教育、人文交流项目,左右欧洲智库、高校的知识生产与传播。[5] 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发表《习近平新时代武器——中国的政治渗透》一文,指责中国希冀在南太平洋建立共产主义统一战线,威胁新西兰的民主、自由价值。[6]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PSI)亦呼吁强化同新西兰的传统双边关系纽带,共同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扩张。[7]

  除媒体和智库外,西方各大国政坛也纷纷发出“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不惜大幅笔墨指责中国:“表面倡议和平发展,实则独断专行,为改变现状不惜采取与现行世界秩序背道而驰的威压。”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以及特朗普首份国情咨文均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并明确贴上“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标签。[8] 法、德、意等欧洲大国怀疑“一带一路”、“16+1”等合作倡议动机不纯,是中国图谋分裂、插手欧洲事务的“楔形战略”,质疑中欧关系的非对称现状。澳大利亚政府和情报机构则以控制媒体、干预学术、拉拢社团甚至欲阻断美澳同盟等“莫须有”罪名为由,宣称中国构成“极端威胁”。[9]

  西方大国及其追随者本次发难无外乎两点。一是指责中国采取心理战术,处心积虑破坏其多重身份认同,削弱二战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如用“和合为上”的东方智慧冲击其新教伦理,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挑战其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属身份,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撕裂其西方国家的集体身份,用“一带一路”的普惠机制取代其强权国家的优势角色身份。二是认为中国不惜践踏别国既得利益,谋求自身跨越式发展,对现行国际机制与规则阳奉阴违,从中渔利。尽管攻讦形式从媒体煽动性抨击、研究机构的学理性否定到政府当局针对中国的明示言论及政策调整等不一而足,但归根结底仍紧扣传统“中国威胁论”的新冷战思维、零和思维及安全困境思维内核,即异质文化与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始终作为西方眼中的“他者”存在。在冷战思维主导下,异质不等于多元却是零和的代名词,零和意味着非输即赢、赢者通吃。以上思维逻辑决定了西方固执认为中国不可能也无意愿真正和平崛起,认为中国看似谦和、宽厚的大国品性背后注定隐藏着分化、削弱西方国家并破坏现有全球秩序的险恶动机。更有甚者认为,未雨绸缪(a state of preparedness)就等于率先宣战(a state of war),务必固守“中国威胁论”,否则中国将“反其道而行之”,在打击西方时占尽先机。[10] 于是乎,西方国家决不能掉以轻心、姑息养奸或坐以待毙,必须在中国崛起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局面之前,借话语、制度、贸易等无形武器挫伤甚至扼杀之才是解决之道。

  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表征与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抹黑中国的“中国崩溃论”、“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威胁论”几乎贯穿于中西交汇的每个重大时刻,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轮抹黑既没有停留在对中国有朝一日称霸世界的盲目恐慌,亦未因循“中国经济定被自身矛盾压垮”的“崩溃论”路径,而是在具体说辞、行动方式、参与方成分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首先,“威胁”论花样翻新,内涵极大丰富。

  当前西方国家口中的“中国威胁”,一则已衍生出包括“锐实力”、“新帝国主义列强”、“新殖民主义”、“债券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典范”、“野心勃勃的干涉主义”等一系列代名词。[11] 玩弄概念固然是西方国家的惯用伎俩,然而此番不仅数量多、“贴标签”速度快,而且大多是翻出“冷战遗产”或把曾冠给西方大国的“污名”稍加改动。该趋势折射出当前反华势力急于压制中国却苦于言辞无力的焦虑情绪,短期内有关“中国威胁”的各种提法和论证仍将不绝于耳。二则宣称“中国威胁”已经从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传统领域,蔓延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将全球环境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高速发展与海外扩张的“环境威胁论”;[12] 因中国耕地锐减、消耗量递增且世界粮食存量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而生的“粮食威胁论”;称中国科技竞争力正在逼近甚至取代美国的“科技威胁论”[13];夸大中国网络战能力并指控中国黑客窃取他国经济机密与商业情报的“网络威胁论”;等等。[14] 即便是传统威胁领域也被进一步具象化,例如西方因“中国制造2025”落地而担心中国赶超其在高技术领域的比较优势,遂大肆鼓吹“制造威胁论”。称“中国制造”质量堪忧,届时技术转移、不尊重知识产权、窃取商业机密等后果将对世界造成直接威胁。[15] 又如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后,有关其威胁美日印等国安全的“导弹威胁论”不胫而走。“[16] 此外还有“一带一路威胁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称“一带一路”为“地缘政治威胁”,美国方面则认为这种海陆两栖型规划是中国拉拢邻国、改变南海现状、排挤美国的“杀手锏”。[17]

  其次,“威胁论”从言到行转化为多样化的可操作程序。

  既往“威胁论”通常停留在“话语暴力”层面,以虚张声势为主,而此次西方关于中国的误读和批判迅速转化为多样化的可操作程序。特朗普政府大幅提升2019年军费预算,明言欲作遏制中国之用。同时,与印日澳打造旨在遏华抑华的“印太战略”,出台《台湾旅行法》触碰“一个中国”红线。在经济领域,美国更是发起“双反”、“301调查”、“201调查”且促使贸易战加速升级。[18] 德、法、意联名要求欧盟强化立法,建立外资收购审查机制,遏制中资在欧洲的收购热。“[19] 2018年6月28日,澳大利亚正式通过《间谍和外国干涉》、《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两个法案,尽管文本未锚定中国,但在该国部分政治势力大肆宣扬中国“恶意渗透、强力干涉”的氛围下,打击对象似乎不言自明。“[20]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影响力投射已触及西方优越主义赖以存续的根基,口头抹黑式的颠覆手段显然药力不足,需要配合一系列立法行动以及经济、金融制裁,或可尽快陷中国于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窘境。然而,令中国被动的是,在西方国家设下的“摩擦局”中,中国做出的严正表态及适度回击均继续成为“威胁论”者借题发挥的“把柄”,短期内无助于抑制“威胁论”的发酵反应。

  再次,“威胁论”参与方成分趋于复杂化。

  一方面,昔日煽动“中国威胁论”的经典模式即美国率先摇旗,其他西方国家趁势呐喊。换言之,与中国交锋的“火力”基本源自美国一家。本次则是“多点攻势”,欧洲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轮番上阵,与美国“丑化”中国的节奏恰好形成共振,因此危害程度预计也要高过往日。[21] 另一方面,本次“威胁论”之所以来势汹汹,还同国内少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合时宜的自我膨胀宣传,煽动起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不无关联。这种宣传不仅同党中央确立的“韬光养晦”外交风格大相径庭,也不利于海外客观看待中国的实力增长,形成健康积极的舆论生态。平心而论,这些狂热爱国分子及其“暴发户”心态某种程度上恰恰充当了西方反华势力的帮凶。[22]

  三、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背景和诱因

  归结起来,刺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抬头的背景涉及历史路径依赖与当前国际客观环境助推,刺激性诱因则需看到中国软硬实力在提升和西方的现实利益诉求两方面。

  背景之一:西方国家历史路径依赖。

  若稍加回顾,便可发现西方如今炒作“中国威胁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认知和实践层面都颇有渊源。

  众所周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以西方中心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主义为核心特征。换言之,西方国家不仅习惯于把自身立于行为楷模、道德制高点的位置,从而批驳不接受西方“教化和改造”的东方世界,丑化、弱化、妖魔化之[23];更无法接受经年累月的“演变”努力化为泡影,原本被认为落后、次等的民族和文化非但未被“同化”,反而看似具备了“模式提供者”的资质,开始挑战西方主导国际体系的力量和传统。就对“东方”的傲慢与偏见认知来看,中国挑头冒尖遭受打压不失为“西方传统”。

  实践方面,西方国家视苏联解体为民主、自由的伟大胜利。以美国为例,自1981年起,美国防部先是通过编纂、翻译和低价出版《苏联军事力量报告》渲染敌人力量,制造国际舆论声势。同时,由国会军事、外交专家小组起草“建议书”,大谈温和的对苏政策与裁军误国误民,必须清醒认识到“苏联威胁日益增强,并加大国防投入”。该论调深深植入共和党里根政府的竞选、施政纲领之中。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坚持不懈地对中国使用相似套路,误导性放大中国国力及西方国家力有未逮,即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把对中国发展的预判说成事实,其最终目标在于让中国重蹈苏联覆辙。故而,当“和平演变”苏联为西方提供了遏制中国的“教科书式”的范本时,操弄“中国威胁论”很大程度上属于熟门熟路的经验挪用。

  背景之二:国际政治光谱“右转”。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西方国家“集体右转”趋势明显,极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右转意味着争取社会平等之努力逐渐被“认可阶层、族群间天然差异,宣传排异和煽动仇恨”的声音盖过。[24] 宣扬“中国威胁论”本来就是各国右翼势力的偏好“技能”,于是乎,当西方左右翼话语权走向失衡时,指责中国崛起挤占西方空间、破坏和谐现状的偏颇思想舆论便失去了有效辖制,大有发展为主流立场的可能性。另外,探讨“中国威胁论”的生成环境,美国的立场不可忽略。特朗普上台后组成了所谓“战斗内阁”(war cabinet),吸纳了一批知名反华强硬派如博尔顿(John Bolton)、蓬佩奥(Mike Pompeo)、纳瓦罗(Peter Navarro),他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Joseph Dunford)甚至直接把中国称为“最大威胁”。[25]

  历史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变化只是提供了“威胁论”渐进性诱导环境,真正刺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在2017年末大规模爆发的诱因有二。

  诱因之一:“中国速度”超出西方预期。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西方国家虽仍忌惮中国有朝一日会将自身维系多年的相对优势彻底抵消,故而唱衰中国不止,却已逐渐适应了其崛起的事实,对其“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的和平发展承诺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持观望态度。不过,鉴于中国经济的确存在增速偏高、运行偏热、模式不可持续等痼疾,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国际压力变大等严峻挑战,多数西方学者预测中国即将迎来“失去的十年”且无法成功完成经济转型。[26] 然而2017年前后,中国对内全面深化改革,使“新常态”发展模式从理论体系到实践路径愈加清晰明确,中国的发展并未如期脱离上行性轨道;对外从单纯参与、融入国际秩序到尝试有所作为,为人类共同进步、全球治理理念革新以及世界各国经济联动增长高调发声、积极奔走。尽管人均水平、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指标表明,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之列,但其所释放出的强劲、良性发展信号却已然回击了西方国家的悲观预期,无疑加剧了其心理落差及不适应症。

  诱因之二:“中国威胁”的现实利好。

  通过把中国设定为“竞争对手或战略性威胁”,西方国家从以下三方面直接获益。

  (1)触发“共同敌人效应”(common enemy effect),修补西方国家内部裂痕。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把维系美国超强地位凌驾于捍卫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上的倾向,导致大西洋两岸关系波动。从七国集团峰会不欢而散到北约峰会上美国就贸易、军费问题对盟友横加指责,再到美英“最高级别特殊关系”陷入尴尬,美欧之间的政治互信浮现裂痕。然而恰如沃尔兹所言,“国际关系中,共同敌人效应成为国家间稳固结盟的最好诠释”[27]。因此,以中国为“共有假想敌”的做法虽无法帮助西方联盟彻底消除嫌隙,却能够通过凸显异己以巩固集体认同,部分起到转移注意力、暂缓矛盾的作用。

  (2)充当西方社会撕裂和政治失序的“替罪羊”。当前西方国家均不同程度面临较为严重的公共债务危机、失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种族冲突等问题,社会发展经受着治安混乱和道德靡费的双重挑战。[28] 对现有体制产生的信心危机在普通民众甚至精英层中蔓延开来,制度有效性与政府公信力受到严重质疑。又因为政府当局对资本和利益集团的控制能力以及提供社会所需公共服务的能力短期内很难迅速提升,为了在选票政治中胜出,把国内“痼疾”久治不愈的“脏水”泼给中国,则是它们转嫁矛盾、赢取选民的常规策略。

  (3)以低成本方式推进“和平演变”。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策划“颜色革命”,以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权变更运动,帕西诺们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迟迟未能席卷中国耿耿于怀。批判和否定一国政治制度、外交政策、政治文化、价值认同等是西方国家动摇该国政府统治基础、扰乱民心的惯用伎俩。鉴于我国对此警惕性较高,西方国家很难通过第三部门、民间组织等方式渗透进来,故而大张旗鼓叫嚣中国威胁,放大中国缺陷,成为其长期坚持不懈的“演变”途径,在西方对华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应对及思考

  基于国际政治格局整体变迁以及中西方互动的形势需要,特别考虑到新一轮“威胁论”所呈现出的新特征、新动向,中国当务之急是要避免陷入西方炮制的“新冷战陷阱”。面对当前和平与冲突、开放与孤立、自由与保守、发展与衰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西方后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大国、新兴大国之间等矛盾同时对撞且多点共振的国际情势[29] ,中国亦不可盲目应战、掉以轻心。为化解中西之间对“敌友关系”的身份与认同判断,应从发掘能够妥善回应、疏导、转化西方国家冷战思维、零和思维及安全困境思维的思考路径入手,努力打通以下三种思维。

  第一,分解思维。

  新一轮“威胁论”来源复杂,因此,化整为零、化大为小、各个击破的思维十分重要。

  必须注意到,大西洋两岸齐声叫嚣的“中国威胁论”从内涵看差异微妙:欧洲国家素来自诩为规范性力量,强调把对自身制度的认同转化为国际规范、价值、标准的能动性。有鉴于此,尽管欧洲国家也担心中国在亚太地区搞军事扩张,但至少就本土安全而言,不视中国为“军事威胁”。[30] 相反,它们更在意中国的渗透和“反演变”状态,称中国为抵制、甚至挑战欧洲价值标准的“规范性威胁”(normative threat)。总结起来,本轮欧洲版“中国威胁论”包括几个要点:(1)用公开外交掩盖间谍活动;(2)“中国制造2025”旨在击败、取代欧洲,5G网络、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威胁等同于安全威胁;(3)对欧洲国家采取“各个击破战略”,借东欧16+1等加大欧洲内部裂痕;(4)用“一带一路”倡议挑战欧洲现行政治经济秩序;(5)科教领域的文化外交、民间交往与合作成为中国施加影响力的“重灾区”。

  相较欧洲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忌惮之心日益偏重经济安全领域,贸易战以来尤甚。一方面,2018年3月特朗普在签署针对中国的总统备忘录时称中国为“经济侵略”;纳瓦罗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威胁美国及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报告中,将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分成6类,并在报告附录中具体列出了中国50多种做法和政策。另一方面,皮尤调查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把“经济威胁”列为中国威胁之首。

  此外,欧洲或美国内部就中国是否构成威胁或威胁程度多大等问题存在央地、政企等差异。例如杜伊斯堡及北威州政府比德国联邦政府更看好中国;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Kate Brown)强调:“本州珍视与中国长期保持的经贸往来,几十年时间足以证明,这种合作能够同时惠及俄勒冈人民和中国人民。”[31]

  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在2018年7月11日成功举办的“中国城市与美国芝加哥市投资合作论坛”上致辞称:“在当前形势下,中美合作至关重要,芝加哥欢迎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性竞争,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在芝加哥投资。”[32]

  而当政府选择对华强硬时,一些大型企业,如德国西门子、美国通用和PPG等则广泛寻求契合“一带一路”新倡议的发展途径,希冀从中获利。

  综上可知,正确看待、分析和回应“中国威胁论”就要运用分解思维,着眼于威胁来源的特点、诉求差异。据此,一则确定负面声音较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能与我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存有共识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激发、鼓励、培育这种天然的、内生性的友好合作倾向。二则区分一般性威胁感知与攻击性胁迫策略,前者生发于威胁来源地政府或普通民众对中国崛起所怀有的不确定感和因未知带来的猜忌、恐惧,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我国未来开展公共外交或民间交流的重点和亟待解决的难点;后者则是一些政府、群体或个人借媒体或公众人物之口,不顾事实依据,别有用心地捏造“中国威胁”,对此必须给予公开而有力的澄清和驳斥。

  第二,多米诺思维。

  据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中心的民调显示,外国普通民众认识中国的途径除媒体外更多依赖中餐、中医药、武术、高铁等中国“产品”以及通过学习、工作或旅游而产生的人际交往。[33] 因此,在当前全球右翼保守主义沉渣泛起、主要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出现极端倾向的形势下,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好以联合国机构为代表的多边平台,积极推介中国有关缓解全球治理困局的新思路,发挥多边机制具有的透明性、非强制性、合作性特征,逐步消除各国认为中国谋求制霸世界的误解与忧惧,并帮助它们形成对个别西方大国无端污蔑中国言论的自行免疫和抵制。另一方面,应以海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好奇为驱动,继续开展内容具体、形式多样的交流,从而形成对政府污名化中国的有效反制。总而言之,打通多米诺思维即主张消除“威胁论”时要注重以小见大,循序渐进,锚定利于中国展现自身特色、政策目标及外交愿景的平台和对象后逐步实现外溢效应,由此扩大“中国友好论”的群源基础。

  第三,费米思维。

  费米思维提倡“简单即最优”。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变局,加之复杂严峻的“中国威胁论”攻势,中国最直接、最简单的应对办法首先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把自我发展放在首位,坚持认清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事实,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建设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避免受国外负面舆论裹挟。同时,外宣部门与媒体各界也要慎用夸张性、煽动性表述,如“中国实力超过美国”等缺乏数据支撑的判断以及“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自大文风,谨防进一步刺激国内外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使海外反华势力有机可乘。[34] 其次,调整应对方式,把事件导向的应激性抵制“威胁论”策略变为逐步瓦解“威胁论”根基的长效机制。该机制应包括逐步将语言班、兴趣班改造为应用型学习机构的孔子学院,用汉语直接教授中国与世界各国着重合作的知识,如医疗、建筑、管理、经贸等,提高该宣传渠道的应用性与可操作性。[35] 另外,支持包括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等在内的海外志愿者服务项目,逐步建立健全国内、国际志愿者注册制度,尽可能淡化志愿者组织的“行政色彩”,让告别“运动化”、“形式化”、“阶段化”特质的中国志愿服务工作者及其精神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金字招牌”。总而言之,西方国家素来标榜“第三部门”的独立性、公益性,对政府介入十分敏感。[36] 因此,让汉语教学快速步入应用阶段并使志愿者项目回归服务本位等举措,或可弱化西方国家的警惕心理,帮助中国渐进式传达自身理念,从而扭转海外“口碑”,有效抵御“威胁论”对国外民众甚至本国民众的思想侵蚀。

  【王聪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注释:

  [1]Christopher Walker,Jessica Ludwig,“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November 16,2017,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2]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December 2017,pp.6-10.

  [3]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The Economist,December 14,2017,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12/14/what-to-do-about-chinas-sharp-power; How China.s “sharp power” is muting criticism abroad,The Economist,December 14,2017,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17/12/14/how-chinas-sharp-power-is-muting-criticism-abroad.

  [4]Jeremy Sammut,“The Role of Think Tanks:A Reply to the Critics”,CIS Occasional paper 145,June 2016,p.1.

  [5]Thorsten Benner,etc.,“Authoritarian Advance: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 GPPi& MERICS,February 5,2018,http://www.gppi.net/publications/rising-powers/article/authoritarian-advance-responding-to-chinas-growing-political-influence-in-europe/.

  [6]Anne.Marie Brady,“Magic Weapons: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corrosion of democracy under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September 16-17,2017.

  [7]Alan Boyd,“China scare spread to New Zealand”,Asia Times,February 22,2018,www.atimes.com/article/china-scare-spreads-new-zealand/.

  [8]Demetri Sevastopulo,“Trump labels China a strategic ‘competitor’”, Financial Times,December 19,2017,https://www.ft.com/content/215cf8fa-e3cb-11e7-8b99-0191e45377ec.

  [9]Bill Birtles,“China lodges official complaint after Malcolm Turnbull.s comments about foreign interference”, ABC News,December 9,2017,http://www.abc.net.au/news/2017-12-09/china-lodges-official-complaint-after-turnbulls-comments/9242630.

  [10]Emma V.Broomfield,“Perceptions of Danger:The China threat theor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2,No.35,2013,p.266.

  [11]赵梅:《向世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3月10日,http://lit.cssn.cn/wx/wx_yczs/201803/t20180310_3871817.shtml。

  [12]Christina Yin,“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 to the World”, Roosevelt Institute,October 2,2016,https://www.cornellrooseveltinstitute.org/chinarsquos-environmental-crisis-a-non-traditional-security-threat-to-the-world.html.

  [13]Matthew Bey,“The Coming Tech War with China”, Forbes,February 7,2018,https://www.forbes.com/sites/stratfor/2018/02/07/the-coming-tech-war-with-china/#2a9d38131cd4.

  [14]Jim Garamone,“Cyber Tops List of Threats to U.S.,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Says”, DoD News,February 13,2018,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440838/cyber-tops-list-of-threats-to-us-director-of-national-intelligence-says/.

  [15]Mark Bendeich,“U.S.not starting trade war,but sees China tech threat:Ross”, Reuters,January 25,2018,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davos-meeting-trade-ip/u-s-not-starting-trade-war-but-sees-china-tech-threat-ross-idUSKBN1FD2DA.

  [16]China.s advanced hypersonic missile threat to India,US,Japan”, The Times of India,January 2,2018,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articleshow/62338864.cms?utm_source=conte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

  [17]王义桅:《西方质疑“一带一路”的三维分析——心理·利益·体系》,《东南学术》2018年第1期。

  [18]Ajit Singh,“China.s rise threatens U.S.imperialism,not American people”, Monthly Review Online,April 9,2018,https://mronline.org/2018/04/09/chinas-rise-threatens-u-s-imperialism-not-american-people/.

  [19]France,Germany,Italy welcome EU push to curb foreign takeovers”, Reuters,September 13,2017,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juncker-reactions/france-germany-italy-welcome-eu-push-to-curb-foreign-takeovers-idUSKCN1BO1ER.

  [20]Australia passes 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 amid China tension”, BBC,June 28 2018,https://www.bbc.com/news/world-australia-44624270.

  [21]郑永年:《即将来临的中美新冷战》,《联合早报》2018年3月13日。

  [22]相蓝欣:《新“杰克逊主义”与中国》,《联合早报》2017年7月27日。

  [23]Emma V.Broomfield,“Perceptions of Danger: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2,No.35,2003,p.267.

  [24]Thomas Greven,“Right.Wing Populism and Authoritarian Nationalism in the U.S.and Europe”, May 2017,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p.2.

  [25]Bill Gertz,“US military chief Dunford:China is main threat to security”, Asia Times,September 28,2017,http://www.atimes.com/article/us-military-chief-dunford-china-main-threat-security/.

  [26]Jay H.Bryson,Erik Nelson,“Does China Face a Japanese.Like ‘Lost Decade’?” Wells Fargo Securities,LLC Economics Group,March 15,2016,p.5.

  [27]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Graw.Hill,1979.

  [28]徐浩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及其自我调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年第11期。

  [29]冯玉军:《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

  [30]Joachim Glaubtiz,“The China Threat—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The China Threat:Perceptions,Myths and Reality edited by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2,P.118.

  [31]“Oregon seeks better reception in China for hazelnut exports”,Chinadaily,2018-06-13,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6/13/WS5b20ce8aa31001b825721408.html.

  [32]“Mayor Emanuel Announces Success Of Trip To China To Secure Upcoming Chicago Rail Factory And Hundreds Of Jobs,” July 12,2018,https://www.cityofchicago.org/city/en/depts/mayor/press_room/press_releases/2018/july/071218_SuccessInChina.html.

  [33]《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http://2011.gdufs.edu.cn/info/1086/2336.htm。

  [34]林峰:《人民网三评浮夸自大文风之一:文章不会写了吗?》,人民网2018年7月2日,http://opinion.people. com.cn/n1/2018/0702/c1003-30098611.html。

  [35]胡范铸、张虹倩:《全球治理视阈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子学院建设:问题、因由与对策》,《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36]王俊生:《直面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世界知识》2018年第16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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