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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毛泽东思想,对于新贵、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都是致命的枷锁。1967年五六月份,文革高潮期间,北京中南海进行修缮,在新华门的影壁上,贴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在门前两侧墙上,做了两条标语,就是现

——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王稼祥,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有人说,杀人不对,太残忍、太血腥、太激烈。我要说,错!不是不对,而是太对!杀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就因为杀得少,那些假学人真小人,才受毛匪蛊惑,充当赤色思想工具;就因为杀得少,那些心口不一的士绅,才随风而倒,为虎作伥;就因为杀得少,那些杂系军阀才左右逢源,视党国如儿戏;就因为杀得少,我堂堂青天白日旗,才落幕金陵、忍泪山河!今日不杀,明日毛匪就会入台,占了这中华最后一寸自由之国土,奴役我辈中华最后一部自由之国民。以杀止难,吾所为也!

——1951年《仁者杀人,谓之仁》,贺衷寒,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中将处长,国民党中评委,台湾省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有利?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东北并入苏联,将极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将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一,东北并入苏联;二,北朝鲜并入我国;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高岗,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澳洲分舵干员

  经济统制方案,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赤色专制下的共产共资。经济统制是国家资本对流通市场的主动干涉、对金融市场的善意控制、以及对微利行业的特殊校对。经济统制与自由经济并不抵触,它是自由资本流转的监控器,是私有资本增殖的地基。只有希望极端垄断资本暴政的人,才会反对经济统制方案,进而反对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这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峙,而是伪善与真诚的较量。

——1974年《对宣传机构的一些建议》,张兹闿,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台湾银行董事长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但资本,却拥有特权;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

责任编辑: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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