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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毛泽东思想,对于新贵、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都是致命的枷锁。1967年五六月份,文革高潮期间,北京中南海进行修缮,在新华门的影壁上,贴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在门前两侧墙上,做了两条标语,就是现

——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冯晓阳,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黄经耀,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司令员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比如当年主席(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万投诚国军。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

  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陈锡联,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

  那边又再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这本是赤毛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李明睿,台湾省,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责任编辑: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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