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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毛泽东思想,对于新贵、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都是致命的枷锁。1967年五六月份,文革高潮期间,北京中南海进行修缮,在新华门的影壁上,贴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在门前两侧墙上,做了两条标语,就是现

  毛泽东思想,对于新贵、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都是致命的枷锁。

  1967年五六月份,文革高潮期间,北京中南海进行修缮,在新华门的影壁上,贴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在门前两侧墙上,做了两条标语,就是现在人们熟悉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开始铲除标语、语录、口号等“文革”痕迹。与此同时,中央警卫局全面铲除中南海里留下来的革命标语,仅有新华门前的三条标语得以保留。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叶楚伧,《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众所周知,我是个中立的人,或者说,是个中庸的人。我不赞赏南京政府,同样也不赞同赤色激进主义。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在先头用了‘不赞赏’,而后面用了‘不赞同’。是的,我只是不欣赏南京官老爷们的做派,但对他们尊重学人与绅员,还是认同的。我们的这个国,自古以来是靠着良绅施善业、学人尊德行而立。如今,乡绅操业不同了,学人治学不同了,可殊途同归,他们还是国之脊梁、邦之干城。而赤色激进主义,我不赞同的,就是其贬低知识者、有产者,而妄举群氓之属,竟欲以无产无业之人,统领国政,筹立新统,这是我恕难认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学人、绅员让利于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赋治权于学人、绅员,这才是两厢中庸的道理。妄图完全剥夺有产者之利益,而尽赋予群氓,我是绝不能接受的。我反对激进主义,正在于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台湾省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我们需不需要建国,或者继承南京的中华民国,我个人,有不同意见。我们进行革命,归根结底是什么?不是为了延续封建的王朝统治,也不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的所谓民族国家。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福祉与安宁。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限定一个被叫做‘中国’的民族国家吗?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联合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联合实体呢?腐朽的王朝国家体制,与同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同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障碍。我们的革命,为何要建立、或恢复这样一个国家形式?所以,我的意见,在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后,立刻与苏联进行整体的合并,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联合体,向彻底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迈进!

——1948年11月《请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凯丰,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责任编辑: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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