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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狄克森州立大学为410名留学生颁发假文凭,其中95%来自中国,19所中国高校与其“联合”办学。这是最近转发频率很高的一条新闻。其实,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比如,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这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古代大学毕业生

  “包当官”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

  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生改善伙食,故称为“廪膳”。

  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宫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学生比现在博士的水平还高,其学术地位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

  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不想读?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

   明代的国立重点大学

   “南大”“北大”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有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入学名额。这便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花钱上大学”。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生员就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所谓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叫“官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布衣出身,无文凭缺学位,但却很重视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时全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官倒”乌纱帽,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但像明朝这样“官倒”招生指标的,实在少见,可以说开了中国花钱上大学风气之先。国子监的学生,本来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叫法又多了一种 “例监”,这是给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朱祁钰首开“纳粟纳马”

  入监读书先河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现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实施的,竟然是当朝的皇帝、史称代宗的朱祁钰。

  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继位前封为郕王。这皇位本来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大哥朱祁镇御驾亲征侵犯北方边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馅饼砸到朱祁钰的头上,当上了“代理皇帝”。但当时边境战事远未结束,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却入不敷出,搞钱成了朱祁钰的当务之急!从哪搞钱?臣僚给朱祁钰开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这话什么意思?就是给国家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

  这个口子一开,包括重新坐上龙椅的朱祁镇在内,后来的皇帝差不多都学着干过,国库一没钱,边防粮饷一没着落,地方一闹饥荒,就会这样干。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边大闹饥荒,时当地主政官员便上书北京,要卖“南大”的招生指标创收。

  行将灭国前一年的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朝廷也卖过招生指标。提出这一将国子监入学资格商品化建议的,是时拥有进士“学位”、相当于今副处级干部的中书舍人陈龙正。他的上书得到了皇帝、后上吊殉国的朱由检本人的赞许。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亡国当年),朱由检干脆让陈龙正当了“南大”的校长(南京国子监丞)。由此,开了中国历史上大学校长卖招生指标的先例。

  明景泰年间

  进国子监需“米八百石”

  与现在“私倒”,或者说“暗倒”招生指标不同,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标交易很透明,实行“全国统一价”。那么,当时买个大学上上,要花多少钱?

  据《明史·食货志二》上的数据,要想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景泰年间(公元1449-1457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间(公元1464-1487年),则稳定在100石米。

  上面这价格是有“学籍”的,如果不在乎学籍,只当旁听生镀镀金,或是插班生、肄业生什么的,可以享受“优惠价”。以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的标准为例,每个指标需缴纳20匹马。

  景泰年间的赞助费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标准是怎么定下的?原来这是“买方”主动出的价钱。时山东临清县,伍铭等几个在县学(类似于今县重点中学或地方专科学校)读书的学生想“专升本”(大概这意思吧),提出愿意缴纳800石米,求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山东省主管官员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后,获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标准。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赞助费的,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不断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扩大生源。

   二品官员一年俸禄

   不够一个“入学指标”

   这样的入学赞助费,在当时算不算高?看看下面的分析,就会明白。

   明朝乱收费除了教育领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朱祁钰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当皇帝期间,可以花钱赎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简单对比便可看出,明朝时花钱上大学,比“捞人”的成本还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标准来算,也要高出40石。

   进一步分析,明朝时米1石等于120明斤,100石就等于12000明斤。明斤比现代斤要重,大约1比1.18,这样一换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现代的14160斤。

   以当下(2012年2月中旬)普通大米每斤零售价2.50元的行情来算,明朝100石米能卖35400元人民币;即便以最高赞助费800石米来算,也不过28.32万元人民币。

   表面上看,明朝“花钱上大学”花的并不多,但古代家长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当时正常年景下单季稻1亩地产量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谷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现在,每亩产量已达1500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则创造了亩产1800斤。

   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省部级高官的二品大员,年俸禄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缴800石赞助费,明朝“省委书记”一年的工资也不够;如果是100石米,便轻松了,可买5至7个招生指标。

   相当于今县处级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禄是84至90石米,如果缴800石的赞助费,明朝“县委书记”想花钱让子女成为国子监这所全国重点学府的大学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资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对“米百石”的赞助费,想都别想,能念个私塾认几个字,已是烧高香了。

   如同买官卖官不绝一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卖过入学名额和资格。到了清朝,倒卖“招生指标”则成一种制度,书面语言称为“捐学”,教育乱收费比明朝还厉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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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J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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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蒋介石》作者,人称无风。无党派人士,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青年。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全国优秀教师,网络知名专栏作家、多家报刊杂志特邀评论员。

传播精神文明正能量,鞭挞社会歪风邪气,矢志不渝,拙笔不坠,愿以笔墨网络奉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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