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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对于自我文化效能的确认感。大凡行为主体都有一定的文化,也都有预定的行为目标。当一个行为主体求实地认定自身拥有的文化能够保障实现预定目标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文化自信。李白说“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即是对于个人才思的确信。近年来,我们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说要始终坚信党和人民拥有的文化是世间罕有的好东西,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那么,我们党和人民拥有哪些文化呢?一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有益文化;一种是我们党和人民创造的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这两种文化虽然不同,但是在发挥效能时,却并非彼此孤立的二元存在,而是统一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党和人民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说:“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因此我们说,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对红色文化的自信,或者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

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消解我们的红色文化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是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 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一直憧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向往没有城狐社鼠、没有剥削压迫的“乐土”,积淀之深,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愈到近代,中国人民的这种向往便愈加热切。当年康有为的《大同书》不胫而走,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确立了美好的核心价值观,却未能提供实现这一价值观的正确道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产生久旱逢甘雨、歧路见明灯那样的亲切感和依靠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也是扬厉优秀传统文化、荡涤腐朽传统文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崭新精神气质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无比壮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诞生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毋庸置疑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卓越发扬者,而用红色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华优秀儿女则是改造中国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任何把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消解我们的红色文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红色文化称之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回顾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他十分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同上,第1516页)

  首先是指导思想上的主动。仅以革命时期为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充满辩证精神的民族智慧在革命实践中的融合,孕育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持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一系列指导性的理论著作。这充分表明,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党都能发现规律、科学决策、成竹在胸,从而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自从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就彻底告别了近代历史上没有思想武器可用的窘迫局面,完全摆脱了四顾茫然、不知所之的被动状态。

  其次是精神状态上的主动。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就把“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之类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中。越是面对艰难和坎坷、风险和挑战,我们党和人民越是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智慧。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所有这些,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和衷共济、众志成城,舍生取义、尽忠报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民族精神的灿烂升华,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上诠释了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光荣。

  再次是文化斗争上的主动。从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在对红色政权进行凶残的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对红色文化进行了空前的文化“围剿”,甚至疯狂屠杀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然而其结果却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也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为文化革命的伟人。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红色文化的巨大效能和独特魅力还往往令对手折服。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会上印发了中共延安整风的3个文件,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还特别强调,这3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于1950年开展国民党改造运动。其间,他除再次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资料外,还要求国民党干部学习4本书,即《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和《中共整风运动》。当然,由于党的性质的根本不同,党和人民的红色文化是他们根本学不来的。

  迄今为止,我们党和人民依靠红色文化打了三场大仗。第一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从而终结了世界近代史上看不起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时代;第二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第三仗取得并且还在取得改革开放的胜利,短短30年间,中国就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国人民参与国际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空前增强。

  试问,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么?有过如此效能强大、战无不胜的文化么?没有,从来没有。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并且还在创造的红色文化,正在复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就其先进性来说,不仅超越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使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园中重新焕发出夺人心魄的光彩,它使得中华民族再次以伟岸的身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具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这种文化产生由衷的自信和自豪。

  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然而,越是接近这一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国际敌对势力越是千方百计地消解我们的红色文化,处心积虑地瓦解我们的文化自信。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文化较量中,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再一次结成“神圣同盟”。他们或者鼓吹“以儒代马”, 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或者鼓吹“全盘西化”,用西方的“宪政民主”颠覆我们的人民民主,用新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生产关系,用“普世价值”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一些数典忘祖的人,见小利而忘大义的人,则像乱蝉一样跟着叽叽地鼓噪,给本应清新的文化环境平添不少的杂音和负能量。正是着眼实现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正是出于对当前文化态势的深刻洞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才一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再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再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再强调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树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其用心之良苦,寄托之深远,全党全国人民不可不察!

  文化自信并非行为主体对于自身的文化实力和文化效能的机械反映。也就是说,不是拥有雄厚的文化就一定能够产生文化自信。楚厉王和楚武王都曾亲睹并可能拥有荆山之玉,无奈其识见鄙陋,反而认作普遍的石头。可见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就是能在纷纭缭乱的文化现象中,把握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从而对它的效能和前途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是一种科学的理性,它恰如巨大的羽翼,托载我们上升到一个居高望远的境界。一旦进入这个境界,我们就会看到平日貎似庞然大物的资本主义文化其实并不足观,就会在浮云笼罩的时候看到即将普照的灿烂阳光,就会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看到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光明前景。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国际战略学者约瑟夫·奈陆续发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软实力》、《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等等著作和文章,不断阐发他的“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在他看来,自冷战结束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跨国公司林立世界。生产的一体化、工艺的扩展等等都在表明:传统的暴力、财富手段正在逐渐失灵,权力正在由“资本密集”型向“信息密集”型转移。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支配了国际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总之,在当今和未来,国际间的较量主要在文化领域进行。应当说,这个理论尽管漏洞不少,但毕竟勾勒出了国际竞争重点转移的大趋势。这是我们必须借鉴的。

  约瑟夫·奈是一个政客出身的学者,他研究软实力理论的目的在于保持并强化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但是资本的逻辑并不以约瑟夫·奈的意志为转移。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国际资本以为天下已定,又变得无法无天起来。有道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国际资本对于劳动大众和第三世界的贪婪榨取和疯狂掠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一次弄到激烈对抗的地步,从而在2008年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资本主义文化的软实力也随之迅速滑落。对于资本主义的极度失望,必然催生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向往,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投向中国的文化。在遍及欧美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中,被剥夺者们举起了“天下为公”的旗帜。种种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面临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大好机遇。

  民族复兴,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的复兴。我们应当不忘初心、不负使命,抓住机遇、锐意进取,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动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让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充满民族智慧的红色文化在指导实践、推动发展中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让我国的国际示范作用越来越大,让我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到了我国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我国在化解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靠榜样力量发挥引导作用的时候,我国因为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而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拥护的时候,我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世界人民所普遍倾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宣告: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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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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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蒋介石》作者,人称无风。无党派人士,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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