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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我跟随过的最好的一个领袖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毛泽东坐镇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朱德亲临华北敌后抗日前线,他们作为党和军队的最高统帅,共同指挥抗日军民坚持抗战,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使抗日武装力量得以壮大,抗日根据地得以发展。

  毛泽东:我们的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即于次日发表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表示:“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红军抗战心切,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谈判仍然没有结果,如红军将领肖劲光所说:“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

  就在朱德、毛泽东等致二十九军通电时,红军已在做奔赴抗日前线的准备。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号召“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毛泽东、朱德还电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

  朱德于18日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此时,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尽管蒋介石有意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向日方传递和谈的信息,可是,日军根本不理睬,蓄意扩大事态。29日和30日,北京和天津相继沦陷,与日和谈已成绝路。蒋介石这才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上其他反侵略战争相比,不知要艰难困苦多少倍。我们的敌人不仅野蛮凶残,而且其国力和军事实力,比我们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根据相关资料,对中日双方的国力军力进行了比较。

  他以抗日第一期为计:他说:

  “日本之现役兵力有三十八万人,

  预备役兵有七十三万八千人,

  后备役兵有八十七万九千人,

  第一补充兵役有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人,

  第二补充兵役有九十万五千人,

  各种兵役共计四百四十八万一千人。

  战斗兵属于现役、预备役、后备役者共计约有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此外皆是后勤兵役与补充兵役。

  日本陆军有十七个师团,海军有各种舰艇一百九十万吨,空军有各种飞机二千七百架,其中属于陆军者有一千四百八十架,属于海军者一千二百二十架,预备机与补充机,皆包括在此数目中。”

  中国与之相比,白崇禧说:“我国除一百八十万现役兵力之外,预备兵役、后备兵役一无所有。”兵役补充极其糟糕,到一九三六年底,“高中与同等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士者约有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四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官者仅八百八十人。”海军全部凑数也就只有“五万九千吨”,且质量低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空军全部凑数也仅有一百一十四架飞机。相应的工业配套条件完全空白。

  当时,很多理智的人都以为,与日一战决不能图一时之快,逞匹夫之勇,而要以我之长灭敌之短,研究相应的战略战术。在天津失守后,装备远胜于八路军的国军一经与日军交手,就溃不成军,丢城失地。蒋介石明知八路军武器装备远逊于国军,可却令八路军迅速全部开赴前线,其叵测用心已是路人皆知。毛泽东不得不多了一个心眼,担心蒋介石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分路出动不予集中,对红军十分不利。他指出,我们“不要听信国民党一部分人之无理浮言,而自乱其步骤。”

  正是红军出动在即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作了多次讲话。

  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在听了毛泽东等的讲话后,朱德作了补充说: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广大游击战争。

  中心是摆在支持华北的持久战,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能在前线阻击敌人一个时期,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在群众条件方面,地利方面,日军作战都要失去一些效用,红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因此,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整个说来,“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

  会议决定改选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就在洛川会议召开的这天,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8月25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正式签署命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开赴抗日前线。

  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路线上,国民党又玩起了心思,他们提出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浦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

  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八路军被分隔在东西两端,且这二处皆有国民党重兵驻守。毛泽东当即致电朱德、周恩来等,指出:这里“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

  “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强调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节制”。

  遵照这条出动的路线,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于9月16日到达韩城县芝川镇,由此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八路军出师抗日,一当战略部署展开,采取何种战略部署至关重要。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与身处抗日前线的朱德,通过电报往还,反复磋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包含这样的内容:红军有依据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抗日武装的自由;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坚持依据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

  在朱德率八路军东渡黄河时,平绥线日军正分兵两路南下,其中一路就是日军精锐板垣师团,他们出蔚县、广灵、涞源进攻平型关。9月23日,阎锡山电告朱德,22日夜间,日军忽然奇袭平型关阵地,双方发生激战,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立即电令林彪、聂荣臻:“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同时,电告毛泽东:“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并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

  林、聂率领一一五师主力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进发,于25日拂晓前抢先占领通向平型关两侧的高地。这里居高临下,适于隐蔽伏击。上午7时左右,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入伏击地。师部下达攻击的命令,指战员们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射击。经过一天激战,共毙敌1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秘密文件。

  毛泽东对平型关大捷十分满意,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战斗结束后,朱德亲自来到一一五师驻地。他对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们分析了日军的长处与短处。他说,日军的长处:一是武器好,并善于发扬火力;二是作战顽强,不肯缴枪;三是按计划行事,退却快,援军也能很快开来。他们的短处是:一是战斗精神差;二是防守时不善于做工事,警戒疏忽;三是爬山不如中国兵;四是胆怯,怕肉搏战。

  八路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以自己的“拿手好戏”游击战,取得抗日战场上令人瞩目的战果。10月中旬,忻口会战开始。这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八路军各部在日军侧后投入作战,起了重要的战役配合作用。

毛主席是我跟随过的最好的一个领袖

  正是在忻口会战期间,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重新恢复了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制度。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中共顾全大局,同意了国民党的要求,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各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从而使政治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恢复政治委员的制度。22日,洛甫、毛泽东复电朱、彭、任、邓并告周恩来:“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

  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军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宣告结束,代之以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11月8日,也就是太原失陷的这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各师主要负责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属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根据这一总体的战略分析,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聂荣臻、刘伯承、贺龙和林彪带领各自的队伍,分别进入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22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来电告之日军一部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请朱德判断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次日凌晨,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良马镇,而良马镇处于屯留和安泽的交界处。朱德据此并根据相应的情报,回答毛泽东的询问,认为日军的行动可能是佯动,意在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防陕北。是夜,毛泽东回电也作了类似的估计。

  此时,朱德的身边只有二百名警卫通讯战士。日军来得突然,总部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已十分不容易。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从而占领临汾,那对局势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朱德毅然率领身边的随行人员,在临屯县上的古县镇进行阻击。同时向毛泽东通报,准备以自己手中两个连的兵力尽量的迟滞敌军,以等待友军各部赶到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

  日军侦知阻击他们的竟是朱德时,立即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可是,日机误把古县和故县弄混了,故县遭了一番狂轰滥炸,而古县却安然无恙。毛泽东在当日下午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担心朱德及总部的安全。

  晚上七时,日军攻入古县镇,此时朱德及总部已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恒村。朱德以少量的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朱德率部向敌后的东北方向转移,打破了日军逼迫我军至黄河边再予以歼灭的企图。日军在东路进入临汾时,又一股日军多次攻击军渡、碛口等黄河渡口,这里的黄河河防一旦突破,将直接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的陕甘宁。朱德和左权向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发出指示,布置了对付日军进攻的办法。此时,日军将停止东南的动作,而将力量移至黄河以北,向西北推进。据此,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要他们调动部队向西移动,以加强河防,保障后路,而留一部分部队在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

  此时,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军渡、文水、交城一线的日军不超过一个旅,山西全省的日军也不过四万人,日军正筹划进攻徐州,不会由华中分兵至华北,更不会为肃清八路军而进攻西北。身在前方的朱德根据来自各方情报,作出如上的战略评判,据此,他和彭德怀联名回电,指出:日军目前大规模进攻西北是不可能的,现在留在晋东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归我们指挥,此时决不能离开此地。

  八路军总部和朱德、彭德怀的安全,牵动着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心。3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和任弼时联名致电朱、彭:“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是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同时主张朱、彭二人必须回来,就是有一人留前方指挥,也只能留在吕梁山脉等不易被敌人隔断的地区,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次日,毛泽东致电朱彭:“总部现在何处,朱、彭是否已会合?”“望考虑总部取何道移至吕梁山脉,为安全,为便利,如临汾以南尚无敌,是否迂道临汾以南回来。”

  朱德、彭德怀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现在不宜过河而应东进太行的理由,希望中央考虑他们的意见。3月9日,毛泽东回电朱、彭,同意在目前阶段,八路军在不被敌隔断的条件下,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同时应准备下一阶段情况迅速变化时的转移,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的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工作。如果八路军全部被限制在华北敌军的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边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这是政治局战略决定的基本精神。

  朱德: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

  1938年8月下旬,八路军完成改编后开赴至华北前线,此时三个师的确实人数为三万四千人。到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已发展到十六万人左右。八路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第二战区,参加对日作战。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仍在敌后坚持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在立稳脚跟后分兵出击日军,游击战争发展到河北,绥远,并已在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抗日根据地,华中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在创建之中。

  这一切令蒋介石和国民党极受刺激,认为八路军是得渔翁之利,国民党“失地愈多该党发展愈速”。蒋又念起“防共限共”的紧箍咒,下令八路军不得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鹿钟麟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目的就是要把八路军逼出河北。鹿钟麟到任后就试图取消以共产党员主导的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并另行任命各县县长。

  正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朱德得知后,于9月7日与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边区各军政机关,如果没有得到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边区进行军事、政治活动;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张荫梧正式派人来交涉,须给以礼遇并与之谈判。朱德多次派人与鹿钟麟交涉,并相应作出一些让步,而这非但未能止息事态,反被鹿等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变本加厉地进行磨擦,有意制造事端,公开散布反对八路军的言论。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时,毛泽东把蒋与汪作了比较,认为蒋是抗日的,但“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蒋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指出在日本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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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蒋介石》作者,人称无风。无党派人士,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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