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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恐怖主义我们应当习惯于它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吗?或是聪明地分析它的原因以便对其进行反击?法国国际电台前编辑主任和现在一个专业网页的主任、法裔瑞士作家和记者理查德·拉贝维雷出版了名为《恐怖主义:全球化的黑暗面孔》一书。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对“反对恐怖的战争”的15年做了总结,对分析一种复杂的和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扩散的现象提出了关键的看法。

恐怖主义是西方推行的全球化的“黑暗面孔”

  问:您在书中肯定军事的选择不能消灭恐怖主义。为什么您认为西方的领导人坚持做被认为是相反的事情?

  拉贝维雷:首先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多想象,因为他们没有对恐怖主义现象进行正确的分析,因为这主要这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利益。现在对基地组织和沙特阿拉伯谈论很多。谈论沙特阿拉伯超过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对于瓦哈比主义和萨拉菲主义的扩张是第一个捐赠者和提供资金支持的国家,这在世界上已经吸引了很多恐怖主义的团体,特别是在中东、亚洲、非洲或欧洲。

  大多数西方国家由于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中的形象,宣布进行一场“反对恐怖和恐怖主义的战争”……使用这些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一种绝对的愚蠢,因为简单和正当的理由,认定恐怖主义不是一种特定的东西,而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一种方法。是一种不对称的战争模式—从软弱到强有力—不是以一种方法进行战争,也不是以一种模式采取行动。

  军人对此知道的很清楚。最近法国的高级军官和将军们说过:不要轰炸一种意识形态,不要用武器破坏激进的思维!这样,军人们比政治家们更清楚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军事行动克服当代的恐怖主义。军事选择是一种眼前的立场,有助于赢得时间或推迟问题的发生。但是任何军事行动都不能找到恐怖主义深刻的根源,不能找到它保持和扩张的根源,在今天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上不能达到它的重新构建。

  问:从2015年巴黎的袭击事件以来,恐怖主义的行动在欧洲的土地上和其他地方成倍增加了。我们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

  拉贝维雷:我们刚看到在英国、墨尔本的一系列袭击事件,在巴黎圣母院一个疯子用一把锤子攻击一名警察,另一个人企图在爱丽舍宫爆炸自杀……在菲律宾的南部政府军正在用武武器打击宣称忠实于达埃什的萨拉菲—吉哈德主义者的团伙,后者还要求一块群岛的土地。在伊拉克、叙利亚如同在萨赫尔-撒哈拉以南和非洲之角,其他的武装团体—不论是以达埃什的名义还是以基地组织的名义—也要求控制广大的土地。

  存在着非常致命的袭击也破坏喀布尔地区和阿富汗东部的地方。恐怖分子的主角也企图以“伊斯兰国”组织的名义行动。在萨赫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毛里塔尼亚到非洲之角,也存在着以这些同样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恐怖主义团体。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入侵主要指向当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在所有其他的情况下,当代的恐怖主义包括一种已经广泛全球化的现象。现在需要尽力理解这种将长期存在的扩张的原因。

  问:在国外西方有领导的政治与恐怖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和后果的联系吗?

  拉贝维雷:确实有联系。自从乔治·W.布什总统在9月11日袭击事件的第二天宣布他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立场和反应从来就没有减轻这个问题,而是相反使恐怖活动增加了十倍,加剧了它的扩散。从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英对伊拉克的侵略是一场灾难,明显地推动达埃什的出现--对利比亚的干涉和瓦解同样造成一个冲突波,变成了一堆冲突。

  法国--英国对利比亚的干涉得到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破坏了这个国家,制造了三个或四个利比亚,把它肢解了。今天在利比亚的东部和南部是吉哈德主义训练营的一个避难所。它不仅已经扩散到马里,而且也扩散到乍得、布基纳法索和整个萨赫尔-撒哈拉地带,更不用说在整个西非了,由于存在像博科圣地、萨巴布这样的团伙,使这些地区完全不安全。

  问:您在书中建议一个阅读的框架,在短期内可能像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另一方面,您有非常大胆的优点,因为其基础是严谨的推理,反对统治者的思想。

  拉贝维雷:今天我认为必须对模式进行投资,而不是将恐怖主义作为一场危机、一个事故或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和一种病理学进行分析,而是作为一种日常正常的事情进行分析,它们的逻辑和施展情况在经济、犯罪和金融全球化的政党情况中心本身的影响。

  自从冷战结束起,由于数字革命和新技术(数字网络和大量数据以及云计算),在中东、非洲和其他地方危机以乘法的倍数增加,成倍增加和再次成倍增加,在这些危机中可以看到犯罪团伙、贩毒集团、失败的国家和恐怖主义团体进行互动,在一种政治经济的机构逻辑中,恐怖的政治经济学完全适合全球的政治经济学。

  今天,全球化有三个主要的后果:打破了国家-民族,公共服务和社会重新分配的政策。当代的全球化是首先通过金钱的竞赛。这场通过金钱的竞赛对恐怖主义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本质的和内在的需要,恐怖主义是全球化的黑暗面孔。全球化试图重新掩盖恐怖主义的深刻根源,将其作为一个绝对需要的变数强加于人,以便使当代的全球化机制发挥作用。

  我经常引用法国人类学家和作家乔治·巴塔莱的发现,1957年他在有名的论文“该死的部分”中解释说,任何经济扩张的现象都有它消极的方面,它“该死的部分”是被称作“消费”的浪费这部分。今天恐怖主义已经变成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消费”的这个部分。这样,如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同样可以说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最高阶段……

  问:您还说过媒体以某种方式参加恐怖主义的现象,传播与袭击有联系的敏感事件。您能对我们多做一点解释吗?

  拉贝维雷:恐怖主义进行恐吓,是在一种力量对称的平衡中使用不同的武器。当恐怖主义的团伙采取行动和进行一次恐怖活动的时候,显然这个活动应当通过一个通信的过程进行尽可能广泛的传播,甚至是通过大众媒体。这样,恐怖主义事件必然是非常局部的,需要一个更广的范围,如果不是全球的,通过今天现代的媒体重新进行传播。恐怖主义寻求的扩散和效果之间必然存在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陈旧的问题。人们记得报纸的某些首页,如《佩蒂特画报》或其他报刊,描绘的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最近的事件是1995年在法国对RER和地铁的轰炸,我们必须看到那些袭击是19点或19点15分发生的。这样作案的人确定20点是电视新闻开播的时间。

  今天我们看到“伊斯兰国”/达埃什的组织如何拥有上百个网页。甚至每周有一个法语节目- 达比克,这是叙利亚城市的名字,在那里不同的传统派别宣布有播放器,以非常专业的方式进行传播,他们有在英国、美国和海湾有基础的通信顾问。

  旧的恐怖主义/媒体方程式证实,通信成为恐怖主义现象在它同国外的联系中不可理解的维度之一。作为反应,如果不是对称的,负责采取行动的当局用不同手段回击恐怖主义,同时产生一种对外的通信,也在国内供一般的公众使用。

  当然,私人的和公共的出版者在这个领域有很大的责任。今天大多数时间是自发即刻进行的(废除了进行分析和理解必要的中介)。电视频道和主要的报纸如《晚报》和《布鲁塞尔自由报》,或《世界报》或《解放报》等经常是现在的恐怖主义团伙的同谋,与它的意识形态发生共振,不提出质疑。大多数媒体对恐怖主义注重其更加戏剧性和情感上的后果,实际上并不追查它的深刻的原因。

  问:关于对信息的权利,如何解释我们的民主社会的这种失败?

  拉贝维雷:努力追查恐怖主义原因的媒体很少,因为这样做需要更多的时间、版面、调查,因此需要现实的经验。这也是有成本的。正确地研究恐怖主义的深刻原因需要仔细的调查,关于这个领域的报告需要对那些地方的历史和人类学的知识和问题展开,需要时间了解事情的重复和变化。这种新闻的投资需要随着时间而坚持的手段。不幸的是我们国家媒体的经济模式不能够应对这种挑战。

  甚至是如果媒体在那里,需要它吗?没有任何东西是更不可靠的,我不会陷入阴谋论,因为查清当代恐怖主义的深刻原因也需要某些与我们的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完美的政治分析。

  大多数时候,这些私人的和公共的机构所做的只不过是重新传播同样的话语,同样的令人遗憾的证词,以及关于“对恐怖主义的回答”商定好的演讲,司法的或是其他类型的回答。在一次恐怖活动以后,世界上所有的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机构通过新的法律。在法国从2012年起,很快宣布提出了十多项法律文本,但被法律错误地实施,或甚至没有实施。这样,媒体伴随着这些思维,没有进行严肃的工作,没有拆穿激进的意识形态扩散的合理性以及在为当代的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操作者。

  总之,媒体说得很多,实际上没有进行必要的专门调查,而这可能有助于成为制定合适的(对恐怖主义)回答的基础。从30多年前开始,恐怖主义的资金问题已经摆到桌面上。这方面构成一些层次。人们清楚并不是行动本身或走向行动是花费很多钱的事情(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纽约的袭击事件的成本不到50万美元)。

  大多数恐怖主义的活动在它们运作的阶段不会花很多钱。真正成本高的事情是招募活动分子,对他们的培训,在自杀袭击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家族承担的保险,或在巴西、黎巴嫩或其他地方做美容外科手术改变他们的面孔的行动……所有这一切的花费比参加行动本身要多花费很多钱。

  问:我们承认大多数媒体没有时间或手段处理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您讲到在分析人士中间他们对当代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问题会立即产生警觉。

  拉贝维雷:事实上对1997年11月在埃及对卢克索的袭击进行了报道,在那里63名旅游者被“伊斯兰祈祷”的恐怖分子用砍刀肢解。在这63名旅游者中间35人是瑞士的公民。旅游的组织者是“旅馆计划”。在那个时代我为瑞士法语电视台工作。我的上司克劳德·托拉辛塔派出一个记者和制作人员的小组,他们对卢克索那次恐怖行动进行了六个月的深入采访,目的是揭穿“伊斯兰祈祷”的网络。

  这样有可能揭露了阿塔瓦公司,那个时候它是1983年被埃及政府禁止的穆斯林兄弟会的银行。它也在巴哈马建立分行,在瑞士建立了其他的分行和信托公司,特别是在卢加诺的蒂西度和日内瓦,以及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建立分行,与主要的西方银行合作。

  所有这一切得到了沙特阿拉伯银行的支持。沙特阿拉伯的银行资助瓦哈比主义和萨拉菲主义的扩张,甚至直接支持武装的恐怖主义团伙。现在沙特阿拉伯继续是恐怖主义的责任者,在卡塔尔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之前很久它就那样做。这个瓦哈比君主国和它的卫星国是自从30多年前“伊斯兰恐怖主义”在世界上扩张的责任者。

  问:1998年您出版了一本题为《恐怖的美元》的书。您在统治的媒体和专家之间进行的调查收集了什么呢?

  拉贝维雷:这本书是成功的,出版后受到某些专家的好评。显然没有引起公共权力的关注,他们同时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的海湾石油君主国继续保持利润丰厚的贸易关系。

  这种有礼貌的沉默第二个原因超出了金融的方面,是这种现象的战略上的规模。随着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国家接近美国和以色列,反对它们共同的敌人--一个称作伊朗的地区重大的挑战--非常清楚的是揭露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处在第一线采取行动的是瓦哈比资金的捐赠者们,实际上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削弱了美国从1979年起一直在试图建设的反对伊朗的共同阵线。

  第三个原因是这本书--这项关于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调查是在9月11日袭击事件一些年前进行的--没有让很多人感兴趣,它谈到了美国一些国家机构的直接卷入,从进行招募的特别服务开始,曾经培训了数千名吉哈德主义者,让他们到阿富汗参加反对苏联军队的斗争。

  那个丑闻--本·拉登门--从那时以来已经扩散,在柏林墙倒塌后,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走以后,由于这些吉哈德主义者在中亚、也门,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继续利用美国同样的服务。很明显,解释和揭露这个现实对那些最不受尊重的媒体是不能接受的,更不是鼓励人的事情。

  问:但是不久之后,人们的心态将会更能接受一点。

  拉贝维雷:是的,在在9月11日袭击事件以后,这本书在美国被翻译出版,引起了更大反响。根据我的消息来源,更可以解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在那些进程中的作用。现在一般的公众和公共当局更多地接受在30年的时间里沙特阿拉伯的中心作用这个事实,现在向伊斯兰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机制中继续是这样。

  这种理解和揭露开始产生了结果,开始对那些与沙特阿拉伯贸易和做生意的商人制造问题,从唐纳德·特朗普开始,或甚至其他欧洲国家其中包括法国。由于这个原因,必须创造一种“逗人的”说法将卡塔尔现在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事情说成是为了洗清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但是,这是一种玩手的游戏,不能说服任何人。

  问:但是,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战略中可以观察到某些汇合之处,比如在叙利亚和也门冲突的场景中,我们可以说这些国家在对外政策的领域追求同样的目标吗?

  拉贝维雷:这种资助恐怖主义的情况,包括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对立,对海湾的石油君主国来说是一种“家庭的事务”,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卷入其中。不仅是卡塔尔、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这些理由涉及到伊斯兰金融的整体和它的角色们,扎卡特(穆斯林慈善捐款机构)负责收集捐款和捐款的使用,比如通过伊斯兰开发银行、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沙特阿拉伯控制的伊斯兰多边主义的不同工具实施,更不用说非政府组织了,其中有穆斯林兄弟会和它在欧洲的“慈善机构”。

  这种“砧木”结构(地下的分支机构)是广泛跨国的,利用西方的“税务天堂”和世界上的金融中心,这些中心大部分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旗下。

  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问题表明是一个多层次的大问题,它不仅可能来自卡塔尔。你提到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接近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分享同样的意识形态政治理论:瓦哈比主义。问题是卡塔尔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青蛙想成为大水牛。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这种瓦哈主义的共同信念使得是深深卷入对逊尼派恐怖主义团伙的支持,不仅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而且也在也门,在巴林对什叶派居民进行镇压。

  在历史上,从1956年遭到纳赛尔禁止的时候起,穆斯林兄弟会的教友组织和它的主要干部就在沙特阿拉伯避难,他们从收到的礼品和费萨尔国王金融的慷慨中受益。费萨尔向那个时代两个主要领导人萨伊德·拉马丹和尤瑟夫·纳达提供资金。他是一个银行家。从1961年以来这是穆斯林兄弟会为了在穆斯林世界以外定居,先在欧洲的慕尼黑,接着在日内瓦定居。1957年他们首先决定在慕尼黑定居,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已经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秘密情报机构的特工们建立了联系。当年他们在慕尼黑建立了第一个中心,随后1961年在日内瓦开设了“伊斯兰生活问题中心”,仍由哈尼·拉马丹领导。从那以后,穆斯林兄弟会在欧洲大力扩展,建立了办公室、慈善机构,在法国(里昂地区)建立了文化中心,在比利时和所有的地方都建立了自己的机构。

  正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在国际上的扩张,以至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制造问题,揭露在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沙特君主国。这样,从80年代起,沙特君主国开始不信任穆斯林兄弟会,该组织逐步选择其他的地方建立机构。特别是在卡塔尔,在那里穆斯林兄弟会的国际发言人卡拉达维先生可以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他仇恨全世界的讲话。同样,半岛电视台是奥萨马·本·拉登的通信工具,如同是达埃什和其他的运动的宣传工具一样。

  从90年代起,清楚的是在沙特阿拉伯发生了一个变化。它检查支票的打击外交开始支持和资助它的边界以外更多地卷入冲突的萨拉菲主义者的团体:在印度尼西亚、中亚、中东直到非洲之角,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欧洲。同时,另一方面,卡塔尔专门负责收集穆斯林兄弟和他们在国际上的分支机构。穆斯林兄弟会和瓦哈比主义是当代恐怖主义的两个意识形态分部。这两个意识形态分部非常接近,或甚至在许多方面是共同的。

  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资金捐赠者们推动了“伊斯兰国”或达埃什组织的出现,自从2003年春天巴格达陷落以来,这些组织得到了土耳其特别情报服务机构的支持。自从2003年伊拉克解体以来,阿卜·穆萨卜·萨卡维是这个建立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组织第一个负责人。这个组织依靠以色列和美国的情报服务机构建立,这就有助于萨卡维和和他的杀人犯的发展。萨卡维变成该地区主要的威胁之一,从2012—2013年起引起基地组织和和后来变成达埃什的组织之间的分工,这发生在2014年6月夺取摩苏尔和2014年6月29日宣布成立哈里发的时候。

  在所有这些演变中,在基地组织之后恐怖主义团伙的重组中,由于 “伊斯兰国”组织的产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恐怖主义。沙特阿拉伯对此有责任,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埃及的资金捐赠者,以色列、土耳其特别是美国的特别服务情报机构对此都有责任。因此,很清楚的是简单地指控卡塔尔并不意味着是采取一种相应的态度,也是不负责的。

  问:正是这样,您认为最近卡塔尔和它的邻国之间外交关系的破裂在本地区能够帮助疏通某些冲突吗?

  拉贝维雷:绝对不能疏通任何冲突。国际上的这种指控是一种“化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五角大楼启发的,目的是洗清沙特阿拉伯。5月19日我在德黑兰,当天伊朗举行总统选举,对许多国家来说那是一次模范的选举,哈桑·罗哈尼当选总统,得到60%选民的选票,70%的选民参加投票,在这个地区这继续是相当唯一的情况。很清楚的是,不论是在沙特阿拉伯,还是在科威特和本地区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民主的选举。

  在伊朗总统选举的第二天,罗哈尼总统得到承认,唐纳德·特朗普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萨尔曼一起,召开了一次50多个逊尼派国家的首脑会议,37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和代表参加会议。特朗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一个反对伊朗的逊尼派联盟。他甚至指控伊朗支持恐怖主义。

  伊朗确实与俄罗斯、中国、叙利亚和真主党有公认的战略和军事协议,因此它保卫自己的利益和一个中东的地缘政治视角,而不是华盛顿和特拉维夫(以色列首都)的视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特朗普从利雅得下令应当包围伊朗,或向它宣战。他的某些顾问甚至对他说,事情已经失控,因为从利雅得宣布这件事情,认为伊朗仍然“继续是恐怖主义的中心”,“这有点莫名其妙,如果不直接是矛盾的话”。

  问:您如何确定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在他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做出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的声明?

  拉贝维雷:是一次由海湾合作委员会为了孤立卡塔尔而安排的纯粹的通信行动。是一次为了洗白的宣传,是特朗普继续向沙特阿拉伯推销数额巨大的美元的武器寻找借口,同时沙特在美国投资数十亿美元以便购买对它的支持。这是完整的圈子。这个圈子不是道德上的,而纯粹是企业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在这件事情上,华盛顿主要试图原谅沙特阿拉伯与资助恐怖主义有关的任何联系。

  但是,今天如果不是沙特阿拉伯,是谁继续收买车臣的、欧洲和非洲的雇佣兵,让他们参加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呢?卡塔尔确实正在帮助撒哈拉非洲以南的吉哈德主义者,特别是在利比亚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但是,在这些行动中沙特阿拉伯并不比卡塔尔更“善良”。一系列阿拉伯国家打破了它们和卡塔尔的外交关系的事实当然不会对找到一项解决办法或改善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巴林的内战形势,或是对萨赫尔-撒哈拉地带的危机形势有所帮助,更不用说欧洲国家“沉睡的网络”,从英国开始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

  在巴林存在一种特别有戏剧性的形势,没有任何人有理由说到金融的利益。巴林几乎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省,有一座桥和一条高速公路与沙特阿拉伯联系,在那里大多数什叶派居民的运动遭到血腥镇压:沙特的军队经常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拷打,这得到美国特别服务情报机构的帮助。在巴林设立了美国第五舰队的司令部。

  问:在“恐怖主义,全球化的黑暗面孔”的书里,您指出了为了阻止现在令人担心的演变的某些踪迹,您能再谈谈这一点吗?

  拉贝维雷:我们总是再次说到某种绝对重要的事情。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几天里,我曾有机会陪同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休伯特·韦德里纳出席联合国大会,因为袭击事件发生被推迟到11月。

  韦德里纳发表了一次关于事件的演说,这使美国人不高兴,因为他大致说:你看,如果你想有效地进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必须首先弄干你的土地、金融的和意识形态的网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在外交上进行干涉,以便试图用政策和外交解决中近东的危机,首先解决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冲突。

  显然,这场冲突—尽管西方媒体的宣传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变成了一个严格的安全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的问题—对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整体来说继续是重要的和致命的冲突。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冲突继续是危机的中心,但被在本地区实施的双重道德和两面措施误解了。

  在阿拉伯的街头我试图说明,没有联合国的任何决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了贝尔格莱德。西方人正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其他国家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的战争”,是为了推动“保卫人权和民主”,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士兵每天在被占领的领土上杀害巴勒斯坦儿童。从1948年建立以色列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大会、人权委员会至少通过了450项相关的决议,但是没有一项得到实施,除了第475号决议的一部分,2000年7月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走。

  我并不是说这对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解决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冲突对于根除恐怖主义就足够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很清楚的是对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斡旋、政治和外交的解决要承认一个自由的有领土连续性的巴勒斯坦国,将耶路萨冷作为它的首都,这可能是减轻伊斯兰恐怖主义中心的和象征性的参数之一。

  问:在我们的社会内部本身有哪些问题是应当探讨的?

  拉贝维雷: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决议和打击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国际渠道之后,必须开展的主要计划必然与我们自己的社会功能障碍有关。

  在这个跟踪恐怖主义的原因势在必行的范围内,我坚持的事实是不要进行意识形态的轰炸:面对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必须以反对历史和其他重大的结构性讲述去反对它。不去讨论去激进化的计划,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法国的、德国的、比利时的和英国的年轻人加入了达埃什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队伍。

  这种致命的“移民”的起因可以解释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居民区的功能障碍,那里没有法律,消防队员不涉足。监狱的情况也令人担心。犯罪分子出狱后继续进行恐怖活动。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不足,这就是学校不再培养与社会结合的公民,相反加强和重新制造社会边缘化的逻辑。最后我们说到对媒体继续保持不信任,当它们不再是社区的仇恨时,就急着有意制造灾难,或是否认问题。一方面,媒体进行传播恐怖主义团伙的宣传,另一方面,否认现实和拒绝看我们自己的社会真实的内部问题。

  不仅是媒体,而且也有居民区、学校、监狱的问题,那些应当工作以便试图实现现代化,恢复社会基本的契约,以便使不同文化根源的人们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对同样的义务做出回答,遵守同样的规则。总之,力求在在所有可以接受的巩固共和协议的规模和“共处的”机制进行工作,以不能保留公民的和政治的自由相容的社区实践作为代价。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9月2日西班牙《起义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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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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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蒋介石》作者,人称无风。无党派人士,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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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精神文明正能量,鞭挞社会歪风邪气,矢志不渝,拙笔不坠,愿以笔墨网络奉献社会。

2015年度全国“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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