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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角儿”

  中国政府对战犯的成功改造,堪称世界传奇,令众多从事罪犯改造工作的国际人士津津乐道。其实,中国政府对战犯的成功改造是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一整套政策措施的必然结果,也是各级从事战犯改造工作的一线工作者创造性落实中央各项改造政策的必然结果。几年前,笔者有幸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口述史采访,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战犯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的故事不仅有趣,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中国政府对战犯进行改造的高超艺术。

  溥仪意外成“角”

  抚顺战犯管理所曾关押过一个叫蔡省三的国民党战犯。这个蔡省三,可不是一般人。想当年,刚刚20出头的他因才华出众、抗战坚决倍受蒋经国器重,是蒋经国“太子系”的红人。解放战争后期,许多国民党高官纷纷寻找门路南下台湾,而蔡省三却请缨蒋经国,要求留在江西与中共打游击。为此,蒋经国特任命他为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无奈,大势已去,1949年蔡省三在上饶被俘,1956年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75年被特赦后定居香港。

  2008年,笔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采访了年近九十的蔡省三老先生。

  重返当年接受改造的地方,精神矍铄的蔡老先生侃侃而谈,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其间讲述了不少当年改造时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

  “1956年我们刚到战犯管理所,苏伊士运河风暴就爆发了。埃及政府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而英法不肯放弃对该运河的控制,并联合以色列发动了一场旨在夺取该运河控制权的战争。针对这件事,我们编了个话剧,就叫《苏伊士运河风暴》。

  “这个剧编写的角度很好。它并没有描写风暴整个过程,而是选取英国议会讨论英国是否要出兵埃及这件事来写的。

  “演出的时候,大幕一拉开,人们看到的就是英国议会正在开会的情景。议长坐在主席台后面,下面就是议会的议员。议长主张支持英国出兵埃及,抢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但却遭到部分议员反对。

  “当时我们给好多战犯都安排了角色,大家商量要让溥仪也演个角色。可是溥仪特别不情愿。因为溥仪这个末代皇帝不但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极度扭曲的封建文化环境之中,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各种反动势力利用的工具,特别是出卖祖国,出任伪满洲国傀儡的经历,造成了他极其乖戾孤僻的性格。不仅如此,他在改造过程中,每每做事总是做不好,常招致战犯们的嘲笑,因而很自卑。比如谁要是迎着他走来,哪怕只有一个人,溥仪也要规规矩矩地让路给对方。我们就跟他说不要这样。但是,溥仪还是那样不变。其实,当时在战犯管理所,即使遇到管教我们也不一定要让路。当时管理所没有我们必须给管教干部让路的规定。正是因为这方面原因,大家就希望让溥仪也表现一下。结果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坐在最后排议员的角色,台词也很简单,就是反对出兵的一句话。

  可能是太紧张了吧,就这一句话溥仪也没记住。当演到议会讨论是否同意英国出兵埃及的时候,演议长的演员就指着溥仪说:‘请这位议员发言。’可是溥仪愣了半天也没说话,因为他把台词忘了,最后憋得实在没办法就干脆说:‘我不干了,我走了!’说着就真地离场而去。虽然这是溥仪忘了词被逼无奈的所为,可是演议长的演员却很机灵,把溥仪这句话当成一次绝佳的表演,紧接着溥仪的话说了一句:‘既然议员都不干了,我们就休会!’结果使这次演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原来剧本编得还好。演出结束后,大家都说溥仪演得真好,具有表演天赋。这件事成了战犯管理所中有名的一段轶事,溥仪也因为这句话而成了‘角儿’。”

  说到这儿,蔡老先生自己也不禁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

  最佳”旦角“蔡省三

  溥仪成为“角儿”完全出入意料,但蔡省三可是战犯管理所里当之无愧的“名角”。对此,原抚顺战犯管理所会计郑英顺和医护人员赵毓英、关慧贤等记得特别清楚。

  其实,当年被蒋经国看重,除了抗日爱国立场坚定、充满热血朝气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蔡省三文采出众。因为知道蔡省三能唱歌,会写剧本,还在武汉黄鹤楼指挥过万人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所以初次见面蒋经国就特别委任他为江西青年宣传大队大队长。

  蔡省三的文采在管理所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当时,蔡省三编写的各种剧目有上千部之多,“其中包括话剧、京韵大鼓、快板和对口词等等。”不仅能写,他还特别善于表演,尤其是出任女角儿更是他的一绝。“在《霸王别姬》中我演虞姬,在《木兰从军》中我演花木兰,在《沙家浜》中我演阿庆嫂。”堪称国民党战犯当中的“台柱子”,最佳“旦角”。不仅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爱看,就是日本战犯,甚至管教干部也爱看。每当战犯们有演出,特别是蔡省三担当主角的演出,好多管教干部就会坐在管理所大会堂战犯们后面观看。

  “战犯演自编自演的话剧。话剧角色有男有女,没女的咋办呀?没办法,只好由男的打扮成女的。”“这些打扮成女角的战犯演得都特别好,真像女的一样。特别是蔡省三。”“有天晚上战犯又有演出,我们几个女同志就和管理所的男同志一起坐在大会堂后面看。蔡省三一听说有干部来看他们演出,演得就更好啦。”郑英顺回忆说。

  提起当年演戏的事,蔡老先生一脸自豪:

  我们的演出都是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的。我在演戏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我是个演员,演员就是要把戏演好,演戏就要进入角色,要把自己都忘记了。我就是这样表演的,站在角色的立场上,表达角色的感情。

  同时,我也要使战犯们在活动中减少压力,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可能有些战犯每天都没有愉快过,但我是真正愉快了,有的时候我愉快得像发疯了一样。当时我只有三十多岁,为什么不愉快地过呢?我还出墙报,把每个人的情况都写上去,什么优点、缺点、爱好等等,都宣传出去。大家也都参加,黄维也参加,周养浩也参加。

  我曾经以我自己为原型写了个三幕话剧,叫《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反映我在解放战争前期向蒋经国汇报战局,追随蒋经国进行反共活动,直到被俘成为战犯、接受改造的过程。这个话剧是我到战犯管理所以后,通过改造重新认识自己,进行自我否定的结果;是我站在人民的立场,认识我所经历的这个角度来写的。

  我们的演出都很正规。管理所领导也非常支持,每次演出都有很专业的服装,有的是我们自己做的,做不了的,管理所就派人到卖戏剧服装的专业商店去买。当年我演青衣,我的服装、头面什么的都是管理所派人到专业商店买的。

  当时这些服装道具都是很贵的呀!青衣的戏装要上百块,五六十年代,上百块是挺大一笔钱呀!还有青衣头面,也是很贵的,而且还不好买,就是沈阳专门卖戏剧服装道具的商店也没有。后来,管理所专门派人到北京去买,终于把我所需要的头面买回来了。那些头面都很精制,而且很全。另外,还买了头上戴的野鸡翎子,以及各种锣鼓,很全的。各种服装道具有几大箱子,我们用这些道具演了许多京戏。我们还有演话剧用的西装。那时候,在社会上是很难见到西装的。还有许多西洋乐器,大提琴、小提琴都有。还有腰鼓。日本人腰鼓打得好。有一个日本战犯腰鼓打得特别好,后来特赦日本战犯的时候,这个日本人说要留做纪念,就把他打的那个腰鼓带回日本了。

  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同样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改造立场。

  日本战犯当中,喜欢文艺的也大有人在。针对这种情况,管理所特别在战犯学习委员会基础上组织了创作组、美术组、书法组、音乐组、舞蹈组和戏剧组,参与各种活动的日本战犯达到700多人。他们的演出不但有歌唱新中国的大合唱《歌唱伟大祖国》、反映旧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著名歌剧《白毛女》,还自编自演许多话剧和歌舞,如《放火》《暗杀》《原爆之子》《活地狱》《南京大屠杀》《细菌试验》《反战和平》等剧目,用他们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日本战犯中有不少是日军第39师团的,大部分是广岛人。结合广岛原子弹爆炸,他们自编自演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把日本投入战争深渊的话剧。

  话剧以美丽的广岛为背景,在悠悠的日本民谣中拉开序幕。突然,宁静被打破,大批日本青年穿上军装,蜂拥到码头,登上充满杀气的日本军舰。故乡渐渐远去,中国大地出现在舞台上,这些普通的日本青年,在中国大地上顿时变成恶魔,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整个中国顿时变成火海,无数百姓死在屠刀和枪炮之下。而就在他们把中国大地变成人间地狱的时候,广岛又出现在舞台上,只是不再宁静,死神正在降临。伴随着冲天火光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广岛瞬间变成废墟。接下来是令人窒息的沉默。突然,一群群满身是血的人们从废墟中慢慢站起来,他们高举双手向台下倾尽全力地发问:是谁发动了战争?!是谁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如此巨大灾难?!

  台下日本战犯群情激奋,齐声高呼:“打到军国主义!”

  毫无疑问,这种将自己亲人的命运,与被自己加害的无数中国百姓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演出,以及对造成这种人间灾难罪魁祸首的追问,不能不让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献血的日本战犯陷入深深的反思。然而,现实中真实的“演出”却更振聋发聩地在管理所上演了。剧中的主角一个是正在接受改造的日本战犯,一个则是参与改造这些战犯的管理人员。

  由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即中国释放回国日本战犯编著、周维宏翻译整理的《永远的忏悔——归国日本战犯的后半生》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一天,一名日本战犯正在管理所院子里散步,“突然有一个管理员大声叫起来并扑向他”。其他管理员赶紧拦住他,问他为什么。那位管理员说,“这家伙就是在战争时期强奸并杀了我的姐姐的那个日本兵”。原来,虽然当年这位管理员还是个孩子,但强奸并杀害他姐姐的这个日本战犯无比可憎的脸却牢牢刻在他的脑海里。此时相见,他无法遏制自己积压多年的愤怒。而这名日本战犯也因此“惊若木鸡,连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几经痛苦的思想斗争,这个日本战犯终于公开坦白了自己当年的罪行:“我当着中国姑娘母亲的面,强奸了她。”“为了做给新兵看,我把中国人绑在柱子上,用刀刺进他的肚子顺势劈到了底,杀了他。”“我把中国女人关在我的房间里,玩弄了好几天,最后把她杀了。因为当时粮食不足,我还骗中队的人,说这是猪肉,让他们切了吃了。”他还交代了当年用机枪向30多名中国村民扫射的罪行。最后,这个日本战犯大声叫道:“啊!我犯了滔天大罪,来吧,把我大卸八块吧!”

  这个日本战犯的坦白,成为一个突破口。其他战犯也纷纷开始认真反思,坦白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种种罪行。不但如此,这撼人心魄的一幕,也成为管理所日本战犯的集体记忆,在被释放回国几十年后仍然刻骨不忘,并将其写在公开出版的书上,教育后人永远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永远不要忘记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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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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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蒋介石》作者,人称无风。无党派人士,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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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精神文明正能量,鞭挞社会歪风邪气,矢志不渝,拙笔不坠,愿以笔墨网络奉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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