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十二桥惨案”始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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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49年11月初，为了解放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的广大西南地区，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进军大西南作战。

“宁肯错杀，不要放脱”

1949年11月初，为了解放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的广大西南地区，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进军大西南作战。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于11月下旬兵临重庆城下。眼见西南地区行将不保，国民党政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要求把在西南各地逮捕囚禁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革命青年和其他爱国志士统统秘密处死。

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命令特务将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300余名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残忍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这300多名烈士之中，包括老家在四川新繁（今属成都市新都区）的共产党员周从化。周从化经历过辛亥革命、川军内战和北伐战争，抗战时期曾任第23集团军司令部代参谋长，衔至中将。他长期涉足官场，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进而在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从事反蒋活动，之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20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与杨杰、黎又霖等人同为民革川康地下组织发起人，是牺牲于白公馆的“川康五魂”之一。

11月30日，重庆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继而以摧枯拉朽之势从东、南、北三路进逼成都。一一二七惨案血迹未干，毛人凤就与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带领一群特务骨干乘飞机来到成都。刚下飞机，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驱车前往位于东门街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周迅予的公馆。在公馆内，他们立即召集在蓉的军统头目吕世锟、杨超群、周迅予、何龙庆等，秘密策划组织反共游击武装、布置潜伏特务和电台、屠杀在押“政治犯”等行动。

◆解放前的成都十二桥。

为了掌握成都在押“政治犯”的情况，毛人凤还专门召见了军统蓉站司法专员兼四川省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秘书罗慧开。罗慧开任职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在1946年以前叫特种委员会，内部习惯简称特委会。毛人凤一见到罗慧开便问：“现在特委会还关有多少人？”罗慧开回答说：“还有三四十人。”毛人凤便说：“你回去立即造个名册送来我看。”

12月2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兼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又到周迅予公馆谒见毛人凤，向毛人凤请示省特委会关押的政治犯如何处理？

毛人凤答称：“总裁八月间就有指示，原则上是：情节比较重大的一律处死，秘密执行。重庆关押的政治犯，绝大部分已经干掉了。”

徐中齐问：“情节重大，是以什么作标准？”

毛人凤说：“只要有相当证据，可以确定为共产党或其他反动党派就行；即使没有证据、口供，也可以参照逮捕前搜集的情报来处理。”

徐中齐听完说：“那好，我转去叫他们造个名册，送来请你核示！”

临别时，毛人凤又一再叮咛说：“事情要赶紧办，现在局势变化很快。”

徐中齐回到省特委会，再次向罗慧开布置了编制屠杀名册的任务，并明确了处理原则。

接到毛人凤和徐中齐的命令后，罗慧开不敢怠慢，他立即找来了特委会和稽查处两个地点的在押人员案卷。经过连日闭门翻阅，罗慧开于12月4日将一份包含36名“情节重大”政治犯的名册交给了徐中齐。这36人中，关押在稽查处的共有3人，分别是刘仲宣、云龙和彭代悌；关押在特委会将军衙门监狱的共33人，分别是杨伯恺、谷时逊、余天觉、陈天钰、于渊、王伯高、缪竞韩、吴惠安、王干青、刘骏达、田宗美、张维丰、晏子良、杜可、方智炯、张垣、许寿真、龙世正、黎一上、徐茂森、毛英才、王建昌、徐海东、黄子万、曹立中、高昆山、王侠夫、杨辅宸、严正、曾鸣飞、张大成、姜乾良、朱君友。

当日，毛人凤在娘娘庙街38号军统蓉站召集军统特务头目再次开会。会上，徐中齐将这份名册呈给毛人凤等人过目。军统蓉站站长杨超群说：“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

毛人凤接过名册，略一翻阅，随即在名册上批上“一律枪决”四字，而后将名册交还给徐中齐，并说：“这件事，你还得按手续找王主席商量一下。”

毛人凤所说的王主席就是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主席王陵基。王陵基是恶名昭著的反共老手，一向对共产党和民主革命人士恨之入骨，人送外号“王灵官”。毛人凤签批的这份名单，正合王陵基心意。他看到这份名单后，不加思索地就提笔在上面签批“如拟”二字，并掷令徐中齐连夜执行。他还特意叮嘱徐中齐：“关于枪毙异党分子的一些具体问题，你去和周迅予详细研究，作出行动计划，要做到绝对秘密，不要闹出事来！”

◆成都将军衙门示意图。

得到王陵基的指示后，徐中齐立即前往东门街周迅予公馆向毛人凤复命。毛人凤、徐中齐、周迅予3人很快商定，由周迅予的稽查处派人员和车辆负责行刑，徐中齐的特委会负责出几桶汽油钱和犒赏行刑人员。此外，3人还商定了行刑的时间、刑场、刑车、凶器、警戒、掩埋等行动的具体细节。毛人凤还将政治犯名册和72块银元交给了周迅予。

周迅予接过名册和银元，就立即打电话通知稽查处第二科科长汪道生，特务大队长王赞荣马上来到他的公馆，当面交待说：“毛先生令我们将在押政治犯处决，已批了72元犒赏费，给行刑人员打牙祭，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办了。”

根据毛人凤、徐中齐、周迅予商议的结果，决定当晚先将名册上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组”的3人押到抚琴台王建墓处决，关押在特委会将军衙门监狱的33人拟于12月8日凌晨押赴成都以东的龙泉山上杀害。

两次屠杀，罪恶滔天

12月4日深夜，根据毛人凤、徐中齐、周迅予的指示，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派出由中队长王建谋带队的十余名特务，将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组”刘仲宣、云龙和彭代悌3位志士押上汽车。

“川西解放组”又称“在监工作组”，是共产党员杜可在宁夏街监狱内发展起来的秘密活动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印制革命宣传品，并以“川西解放组”名义送到市区张贴。杜可于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处决叛徒事发被捕关押到成都宁夏街监狱。在狱中，杜可并没有停下战斗的脚步，而是策反了看守彭代悌和狱友云龙，将他们发展成“川西解放组”成员。后来，他们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察觉，杜可随即被转移到将军衙门看守所关押。

押送刘仲宣、云龙和彭代悌3位革命志士的汽车沿着稽查处前的槐树街一路向西开去，不久就来到1公里外的王建墓附近。3位志士接着被带到王建墓的甬道内，而后被王建谋、雷雨田等刽子手秘密杀害。行刑过程中，四川省特委会直属主任干事吴翰维进行了监督。

关押在将军衙门监狱第一牢房的四川大学爱国学生朱君友也是36人名册上的一员。他妻子的哥哥是四川省行辕上校杨夷甫，而杨夷甫与徐中齐是表兄弟。通过这层关系，朱君友的家人得知了他即将被处决的消息。12月6日深夜，朱君友的家人找到徐中齐，用10根金条将朱君友连夜“赎”了出来。朱君友也就成了36人名册上的唯一幸存者。

到了12月7日，东路解放军已过了内江，北路过了剑阁，南路正向乐山推进。蒋介石在成都召见四川将领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都未去。毛人凤、徐中齐感到情况愈发急迫，遂下令将其余人员的屠杀时间提前于当晚进行。由于将军衙门到原定的龙泉山距离多达三四十公里，再去龙泉山已经来不及了，又决定将行刑点改在成都市区新西门外十二桥附近。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了方便成都市区居民赶花会，市政府当局于1913年在青羊宫附近的西城墙处新开了一道城门，取名为通惠门，又叫新西门。出了新西门就是西郊河，接着又在西郊河上修建了一座木结构的廊桥。在给这座桥命名时，当局采纳了学者宋育仁的建议，认为此桥可以与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平分秋色，于是定名为“十二桥”。十二桥与青羊宫之间是一片菜地。菜地边上有一些乱坟。菜地中间，有一道建于抗战时期的防空壕。这道防空壕长约50米、宽约1米、深不到1米。徐中齐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行刑地点，一是因为这里是乱坟坝，夜间很少有人敢去；二是看中这条防空壕很适合掩埋尸体。

省特委会为了毁灭罪证，当天将档案材料全部焚毁。当晚8点，徐中齐召集罗慧开、龚速度等布置行动，指定罗慧开为总负责人，吴翰维监刑，艾九如等武装特务担任警戒，廖俊义负责掩尸灭迹。会后即通知稽查处立派行刑队负责执行。

当晚，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奉命率16名武装特务乘车来到将军衙门看守所。罗慧开对唐体尧说：“奉徐先生命令，禁闭在这里的32个共产党，今夜弄出去干掉，地点早已派人弄好，我们的力量不够，请你们多多帮助。”

罗慧开布置完后，叫看守所管理员谢鲁进来说：“现在就开始，按照名单上的次序，一个一个地送出来，外面敲三下门，你就送出一个，同时向他们讲是转移地方。在外面提人的不准进去，只能在外面接，一定要使里面的人不恐惧，防止他们吼起来。”

罗慧开又叫吴翰维将麻绳、白布、棉花抱出来，并叫省特委会和稽查处双方各派一人到看守所门外提人。罗慧开拿着名册站在过厅上，当由两个特务挟着一位“政治犯”出来时，他问明其姓名，就在处决名单上勾一笔，然后由特务队员们进行捆绑，给他口内塞进一团棉花，用白布蒙上眼睛，一面捆绑一面哄骗对方：“不要怕，是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地方去。”捆好后就将对方扶上汽车。

这些专搞行动的特务，捆绑动作既熟练、又快速，有的把革命志士被反绑的双手扯到了后颈下，向他口内塞棉花塞得很紧，把脸都胀红了。

刽子手们的谎言自然骗不了在血火中久经考验、有高度警觉性的勇士们。第3个被提出监狱的人，是时年59岁的王干青。王干青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绵竹暴动，曾任刘湘驻延安代表，有着丰富斗争经验。他察觉出特务们的谎言，义正严词地厉声叱问：“你们，就这样把我们黑办了？”在淮海战役中高举义旗的晏子良照准前来捆他的特务就是当头一拳，打得那人哇哇大叫。许寿真则痛斥反动派，警告他们逃不脱人民的审判。

刽子手们为了捞取好处，还在捆绑时将志士们的衣服扒下来据为己有。有一个特务就假借不好捆绑，将黄子万的棉军服剥下来自己披上。最后一个被提出来的，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女学生毛英才，她是32人中唯一的女性。特务见她身上的那件红色大衣成色很好，骗她说是疏散，将她的大衣强行脱了下来。毛英才为此又闹又跳，特务老捆不好，就狠狠给她一耳光，把毛打昏过去才捆好。

当夜11时许，32名“政治犯”都已捆绑完毕，分别装上了两辆汽车。特委会也选出16名特务，与稽查处一同组成了一支32人的特务队伍，以便一人看一个。特委会秘书廖俊义专门向特务们明确了四条注意事项：一、车到新西门稍停一下，由唐体尧去通知城墙上的城防部队和警察局派驻所，说是稽查处奉主席急令办理特别任务，叫他们听见枪声不准过来看，同时要他们派2个卫兵到十二桥桥上站岗，不准行人通过；二、到达目的地后，无论稽查处或特委会的人，都将临时符号白布条拴在左膀上；三、不准打电筒，不准吸烟，不准大声说话，不准呼名道姓地叫人，担任警戒的不准随便移动位置；四、要防止一切意外，不准任何人进入警戒线内。

随后，罗慧开即下令出发。押解32名“政治犯”的两辆汽车驶出将军衙门看守所，像一头张牙舞爪的怪兽般扎进了成都的凄风苦雨之中。

“刀剁弯了都剁不进！”

从将军衙门看守所到十二桥距离不到一千米。汽车开到金河街西较场门口金花桥桥头，因为要拐转大弯，又是晚间看不清楚，司机就将车速减得很慢。路旁的武装警戒以为要停车，就紧张地用卡宾枪指着司机问：“为什么要停车？不准停。”唐体尧赶紧向对方解释，是转急弯减速不是要停车。

汽车缓缓驶过金花桥，没过几分钟就来到新西门下。唐体尧即下车去通知城墙上的城防部队和警察局派驻所，告知稽查处奉主席急令办理特别任务，叫他们听见枪声不准过来看。同时，还要他们派2个卫兵到十二桥桥上站岗，不准行人通过。

随着城防部队的放行通过，两辆刑车很快驶出新西门，继而又驶过了十二桥。当汽车来到桥西南二百多米处时，突然停住。根据廖俊义的指示，特务们全都用白布条拴在左膀上作为临时辨别符号。接着廖俊义、吴翰维、唐体尧一同前往防空壕附近察看了地形，并布置了警戒。廖俊义派出11人担任警戒，把轻机枪安置在一个大坟包上，由一名金姓中队长流动查哨。

警戒布置完毕，已是午夜12点。廖俊义从防空壕回到停车处，即令每次由四名携枪特务带两名“政治犯”前往防空壕行刑。每杀掉两人，再回来带下两人去行刑。

这一夜的成都刮着西风，下着蒙蒙细雨，天黑得让人害怕。行刑即将开始，空气更加紧张，唐体尧带来的两个手下骇得周身发抖，唐体尧只好让他两人负责看守车子。

先拉下车的是最后上车的毛英才。她被2个行刑特务左右提着她手膀，一路跑向刑场。一开始，毛英才的身体拼命地挣扎，嘴里呜呜地叫喊着。当经小河沟时，她的皮鞋被拖落一只，人已没有知觉。

罪恶的大屠杀开始了。特务们把人带到防空壕后，最开始是用刺刀剁。但他们很快发现，竟然很难剁得动。吴翰维、唐体尧就跑到停车点问坐在车里的廖俊义：“刺刀剁不进！怎么办？把刀剁弯了都剁不进！”

廖俊义反问：“是哪个叫用刺刀的？”

吴翰维说是罗秘书。廖俊义就说：“刺刀是你们今天才领到的，没有开口。”

吴翰维、唐体尧想了想，说：“那只好改用枪打了。”说着，他们就请廖俊义让司机发动汽车，猛踩油门，用汽车的轰鸣声来掩盖枪声。接着，每当汽车的轰鸣声响起，不远处的防空壕附近就会趁机开枪毙人。

期间，廖俊义曾打着手电筒，到车后查看情况。正好听见一位已经吐出嘴里棉团的青年问杨伯恺说：“杨老！杨老！今晚我们就完了吗？”

◆杨伯恺烈士和家人。

杨伯恺出生于1894年，曾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赵世炎等人一同参加革命活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听到这个问题，杨伯恺微笑着点了点头，脸色竟平静如常。杨伯恺和于渊是被一起杀害的，他们刚被拉下车就大喊：“我们的死期就是你们的末日！”“你们只有无耻地在夜间屠杀。”一些吐掉嘴里棉团的革命志士则大喊：“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唐体尧后来回忆，其中1人被拖到刑场时，竟挣脱了身上的绳索和眼上的布条，往田里跑了几十步，但后来却被一姓黄的行刑人员追上，用枪打死了。

枪决到一半人左右，有的特务手打软了，不愿继续再打，唐体尧则说这是主官的命令，不能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