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这块砖坐实泗阳历史上“桃源”建置史

一次盱眙寻访，笔者有幸结识了文字砖收藏家周君牧先生，他中学时就被祖屋存留的字砖所吸引，三十多年来，他以敬畏之心坚持探寻残砖碎瓦中尘封的历史，为善道盱眙保存下极具地域特色的字砖文化遗产。欣喜的是，此次寻访偶见的一块砖，竟还意外坐实了泗阳历史上延续700余年的“桃源”建置沿革，以实物史料终结学术纷争，续写盱眙与泗阳跨越时空的文化前缘。

现身盱眙的元代“桃源县”铭文砖

1914年1月，复称泗阳以来，泗阳人至今对诗一般的县名——“桃源”，仍情有独钟。以桃源命名了道路、桥梁、学校、小区，“德馨泗水，爱满桃源”已成为泗阳人公认的公益品牌。

然而，史志中“桃园县”与“桃源县”的建置却颇有争议，有记载桃源县由桃园县更名而来，也有观点称桃源县由桃园县讹化而来。

史志中的“桃园县”

宋代《元丰九域志》淮阳军词条有这样的记载:“宿迁，军东南一百八十里。三乡。崔野、桃园、鱼沟三镇。”这是史书上中首次提及宿迁桃园镇。

《元丰九域志》首次提及宿迁桃园镇

1141年底，宋、金双方划淮水为界，淮阳军成为金朝辖地。《金史·地理志》“邳州”词条下记载:“县三，下邳、兰陵、宿迁。”对宿迁的注解是“元光二年废。有泗水、汜水”。“泗州”下辖“淮平、虹、临淮、睢宁”四县，其中睢宁“兴定二年四月，以宿迁县之古城置。又有淮滨，兴定二年四月，以桃园置，元光二年四月废。”

《金史·地理志》载以宿迁之桃园置淮滨县

《元史·地理志》淮安路词条载“至元十四年，改立总管府，领山阳、盐城、淮安、淮阴、新城、清河、桃园七县。设录事司。”这是史书中第一次提及桃园县。归德府词条载“邳州，下。宋置淮阳军。金复为邳州。金亡，宋暂有之。元初以民少，并三县入州。至元八年，以州属归德府。十二年，复置睢宁、宿迁两县，属淮安。十五年，还来属。领三县：下邳，下，州治所。宿迁，下。睢宁，下。”

《元史·地理志》桃园首次以县名出现

这些文字显示，宿迁县曾隶属于宋朝的淮阳军，宋、金议和后，属金朝新设立的邳州，兴定二年(1218年)四月睢宁、淮滨两县从宿迁县中析出，隶属于泗州，元光二年(1223年)四月，宿迁县以及从其中析出的以桃园镇置的淮滨县废止。不久，金朝被南宋和蒙古联合剿灭，宋朝淮阳军管辖区域被南宋暂时拥有。

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年），睢宁、宿迁两县复置属淮安，并没有提及以桃园镇设置的淮滨县，淮滨县辖地仍在在复置后的宿迁县内，但是“十五年，还来属”时，宿迁县已经不再拥有淮滨县了，因为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淮安改立总管府时桃园已经以县名出现。

清代乾隆年间刊行的《钦定续通典》对“桃园县”有这样的注解“按《明史稿》，金以宿迁县之桃园镇地置淮滨县，后省元，复置桃园县。”

桃园县何时“复置”？《新元史》给了个模糊的答案“至元中置桃园县”。民国《泗阳县志》指出了旧志的错误，考订为至元十四年(1277年)析置。1995年版《淮阴市志》、1999年版《江苏省志》亦认定为至元十四年(1277年)析宿迁县置。1995年版、2012年版《泗阳县志》认为中统二年(1261年)，元复置淮滨县，后改淮滨县为桃园县。至元十三年(1276年)，桃园县隶属于淮安路，至元十四年(1277年)，淮安路改设总管府，下辖桃园等7个县。201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建置志》认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宿迁县入元，析其县地置桃园县，隶属淮安州。

从“桃园县”到“桃源县”

明代至民国初年官修史籍中，今泗阳无一例外的表述为桃源县。桃源县如何而来？无非更名、讹误两种主张。略列如下：

《大明一统志》卷十三淮安府载“本朝改为淮安府，直隶京师，领州二、县九。”桃源县在列。

《明史·地理志》淮安府词条载“领州二，县九。……桃源，府西北。元曰桃园。洪武初，更名。”

《明史·地理志》载桃源元曰桃园洪武初更名

乾隆《钦定续通典》沿用了《明史》中的说法“桃源县，元曰桃园，洪武初更名。”

《清史稿·地理志》淮安府词条载“顺治九年，析山阳、盐城地置阜宁。南距省治五百里。领县六。山阳、阜宁、盐城、清河、安东、桃源。”

1999年版《江苏省志》认为明初改桃园县为桃源县。2013年版《江苏建置志》直接表述为“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桃园县更名桃源县。”

1995年、2012年版《泗阳县志》则认为，中统二年(1261年)，元复置淮滨县，后改淮滨县为桃园县。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属于淮安路，十四年，淮安路改设总管府，管辖桃园等7个县。不久改桃园为桃源。

《读史方舆纪要》载元复置桃园县后讹园为源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元复置桃园县，属淮安路，后讹园为源。”《淮安文献丛刻续纂淮关统志》、民国三年内务部呈大总统《拟改各省重复县名撮举理由分别说明》也持类似观点。

乾隆三年《重修桃源县志》引用了纂修《明史》官、清太史、山阳人张鸿烈的话:“凡郡邑定名，皆由朝堂建议，裁自尚方，不可谓讹。”“元何以立县曰桃园，或因邑有古城，遂以为桃园耶？又讹为桃源将欲似武陵乎？”“改园为源者，后来润色，取义典文。”对‘讹’说提出了反驳。

上文中，官修的史志均认为桃源县从元朝的桃园县更名而来。清《桃源县志》、民国《泗阳县志》的编纂者们质疑过这一观点，现摘抄如下：

康熙《桃源县志》称“古无桃源县，汉属宿豫、淮滨、淮浦三县地。至唐为宿迁桃园镇，宋属清阳军。南渡后，金兴定二年，始升为淮滨县，属泗州。元至正十三年改为桃源县，隶淮安路。后讹园为源。明因之。隶淮安府。国朝亦因之。”

乾隆《重修桃源县志》表述为“古未有桃源县……元至正十三年，改为桃源县，隶淮安路，后改园为源。明因之。并邳州、宿迁，俱隶淮安府。国朝亦因之。”

两本志书均说元至正十三年(按：民国《泗阳县志》编纂者考证应为至元十四年)“改为桃源县”，后面又都自相矛盾地有了后缀，一为“后讹园为源”，另一为“后改园为源”。

在这两句之后均表述“明因之”，编纂者势必在说即使是讹说，或者是改说，也是元朝的事，而不是发生在明朝。

民国《泗阳县志·疆域沿革》中未提及“桃园县”，引用《金史·哀宗本纪》“遣合达、蒲阿屯桃源界滶河口。”和《金史·白华传》:“(正大)八年夏五月，杨妙真以夫李全死于宋……遣合达、蒲阿驻军桃源界滶河口备之。”此事发生的金正大八年(1231年)，即宋理宗绍定四年，又两年金始亡。该志还以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宋，执文天祥北行，文天祥在北上途中有诗《桃源道中》《桃源县》，明确说桃源县而不是桃园县。

如果说清朝县志的编纂者对是否存在桃园县怀疑得模棱两可的话，那么民国县志的编纂者则坚定地认为:“桃源之名在金末已见正史，不待至元十四年始置县。或金于淮滨县废之后，又置桃源县或镇，故《哀宗纪》有桃源界之说，而《白华传》亦有桃源、清口之说。第未久国亡，而史失载，迨元复置是县。因得文山诸诗为之旁证，皆可以正名为桃源，非由明洪武时改称也。”

“桃园县”建置不存在的证据

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的互相印证来证明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件的真实性，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过巨大影响。

笔者尝试用“二重证据法”也就是历史材料与出土材料相互印证的历史研究法来佐证桃园县建置的不存在。

证据一：《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的记载。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即《元胜览》刊印时间，虽略迟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书的《大元大一统志》，但由于该志已毁于圆明园浩劫，仅剩残卷。2003年，四川大学郭声波教授在整理《元胜览》的前言这样写道：“《元胜览》栏目划分最接近于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之所以要以《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为名，意在模仿《方舆胜览》。淮河以北的腹里，曾是北宋的疆土，却为《方舆胜览》所无，这一大片北方的故土，被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遗忘已久，而在《元胜览》中，这些国土俱遍为列目叙述，弥足珍贵。”由此看来，《元胜览》无异于一部小型的元代地理总志。更值得一提的是《元胜览》保留了大德七年(1303年)全国政区建置名称，因此该书可补《元史·地理志》的失载或误载。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对淮安路的记载

笔者查阅《元胜览》，淮安路下辖的县名赫然镌刻“桃源”而非《元史·地理志》中的“桃园”。前文中，专家考证《元胜览》保留了元大德七年(1303年)全国政区建置名称。也就是说最迟在大德七年，已有“桃源县”的建置，此时离包括今泗阳在内的南宋淮北地区省元仅27年。

证据二：文天祥《指南后录》中的诗作。

民国版《泗阳县志》引用文天祥诗作证明桃源县并非明洪武初年改称。

元统元年（1333年）出版的《文山先生文集》，没有县志提及的诗作。在明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印行的《文山先生全集》中，有至元十六年(1279年，此时淮北地区入元仅3年)，元兵执文天祥北上，文以当年八月二十四日《发建康》为开篇的《指南后录》第二卷。这一系列诗文，完整记载了文天祥从建康（今南京）北上经过。九月一日作《淮安军》《过淮河宿阚石有感》，九月二日作《发淮安》，九月初三作《小青口》，九月初四抵达今泗阳境后作《桃源道中》《桃源县》《崔镇驿》，九月初五作《发崔镇》《发宿迁县》《中原》，九月初六作《望邳州》，九月初七作《徐州道中》《彭城行（徐州彭城县）》。

康熙《桃源县志》、乾隆《重修桃源县志》亦收录了文在桃源境内所作的4首诗，但前两首诗名为《桃源道中二首》，《桃源县》一诗标题被隐藏。

笔者尝试分析文天祥的这四首诗作。

从地名上分析。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宋改楚州为淮安军（治山阳县）；宋绍定元年（1228年），山阳县更名淮安县，仍为淮安军治；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蒙古联军灭金，正月，宋升淮安军为淮安州。淮安军、淮安、宿迁县、邳州、彭城县等皆为宋代建置（淮安军在宋代仅存续7年时间）。与这些地名同时出现的桃源县理应归入宋末元初建置。

从内容上分析。《淮安军》前两句为“楚州城门外，白杨吹悲风。”楚州即淮安军的前身，宋代有此建置。《小青口》最后两句为“明朝(zhāo)五十里，错做武陵行。”武陵即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桃源地域从武陵县析出，因其境内有桃花源而得名桃源县(今湖南省桃源县)。意思是明天还要行50里才能到桃源县，姑且就当作往武陵源那个世外桃源去的吧。如果下一站不叫桃源县，文天祥则没有必要这样写。第二天写了《桃源道中》和《桃源县》，九月初五往崔镇，后离开崔镇去宿迁县。

入境前预告第二天要到桃源县去，至离开桃源境，这期间文天祥留下4首诗，这在同样作为县的行政单位中也是较多的，但文天祥绝不会想到他的这几首诗竟能作为后世考证桃源县建置的证据。

以上两证据即为王国维所说的“历史材料”。是否有“出土材料”呢？

证据三：带有“桃源县”铭文的砖块。

在周君牧老师收藏的古砖中，就有两块铭文为“桃源县”的字砖，虽都残缺，但字口清晰。笔者有幸见到了其中的一块，残长29厘米，宽18厘米，厚6厘米，“桃源县”三字铭文右起于砖端，楷书立体端庄。

笔者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砖块发现的地点。周老师介绍，“桃源县”字砖共发现两块，一块为胡巷祖屋老墙残留。另一块为早年二山拆迁瓦砾中寻获。盱眙县为古泗州城所在地，今泗阳在省元前属泗州。2013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建置志》中，盱眙县作为泗州治的记载如下：

盱眙县宋代属泗州，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泗州割让与金朝，盱眙县仍属宋，改属天长军。同年金朝于泗州郭下亦置盱眙县（治今盱眙县城西北洪泽湖中）。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天长军移治盱眙县，并更名为盱眙军。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泗州由金入宋，置淮平县（治今盱眙县城西二十里许），隶泗州。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泗州与淮平、临淮2县入金，金复置盱眙县与盱眙郭下。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金废盱眙县入淮平县（移治今盱眙县城西北洪泽湖中）。宋绍定四年（1232年），宋收复盱眙军；次年，宋更盱眙军为招信军。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蒙古联军灭金，泗州入宋。宋开庆元年（1259年），泗州为蒙古占领。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泗州复入宋。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泗州辖区全部入元。

二是泗州城池的修建。前文中，泗州在宋金元时期作为三方交战前线，归属虽不断变化，但建设不曾停止。康熙、乾隆《泗州志》、光绪《泗虹合志》记载“泗州城在州境极南，城肇于宋，旧有东西二城，皆土筑，明初始更以砖石为之，合为一城。”虽然到明代才筑砖石材料的城墙，但城内的州署、祠庙皆以砖石砌筑。

1993年版《盱眙县志》记载，北宋重修的大圣宝塔，毁于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下，普照王寺遭焚毁，唯存塔院基址，此后寺塔长期处于破败荒凉的境地。直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赵孟頫重建泗州普照王寺宝塔（时称灵瑞塔），四年七月竣工。“高一百五十尺，基广二十一丈，始以铜为顶，五年功成。”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泗州最高建筑灵瑞塔与泗州城一起被淹没于洪泽湖底。

雍正二年（1724年），赵孟頫撰并书《大元敕建泗州普照禅寺灵瑞塔之碑》碑体被寻得并妥为保护。2010年起，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正式启动了对泗州城遗址的探掘工作。2012年9月，考古有了重要发现，泗州城佛都记忆——大圣寺遗址探掘面世。赵孟頻所书《泗州普照禅寺灵瑞塔之碑》的碑额被发掘出土，碑额的东北方向即是元修灵瑞塔的塔基。塔基已被坍塌的瓦砾层所覆盖，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有模印“桃源县”“朐山县”盐城”等铭文塔砖，这说明，元代重修泗州灵瑞塔时，就有大量此类官砖参与其中。

王效成《僧伽塔砖歌》

周老师还为笔者提供了一条关键性信息，清咸丰乙卯季秋（1855年）盱眙王效成(嘉道年间诸生)编撰的《伊蒿室诗集》内录有《僧伽塔砖歌》一诗。现摘抄数句：古墙剥蚀藓苔清，摩挲上有诸县字。传是僧伽宝塔砖，助役分明各地记。惊睹当时虔肃生，导愚想见庄严意。妙仿阿育形制殊，诸天神力还有无。有唐灵迹最显著，重建碣更元人书。

这是诗人在洪水下降后，看到元修大圣塔坍塌后，面对破碎堆积的塔砖，心中悲凉心境的真实写照。诗的开头部分“摩挲上有诸县字”，更是告诉人们，修塔之砖有不少都是模印“县名砖”。从这个侧面也能说明，修建泗州大圣塔时得到了盱眙周边官府的大力支持。

三是字砖规格的对比。周老师介绍，在寻获“桃源砖”的同时，他还发现有“淮东运司”“虹县”“天长”“盐城”“招信军”“朐山县”等字砖散落，规格多在宽17—18厘米，厚5—6.5厘米不等，形制相当。结合历史文献，经考证，字砖年代在南宋至元初之间。其中“淮东运司”与“招信军”系盱眙南山军城建设用砖。余款则经考古论证用于元修泗州大圣宝塔。它们与宽大厚实的明城砖相比，在大小与规制上存有明显的差异。

盱眙发现的“桃源县”等铭文砖拓片

前文已说明，金兴定二年四月以桃园置的是淮滨县而不是桃源县，可以得知带有“桃源县”铭文的砖块亦不是金朝的产物。

“桃源县”砖最迟出现的年代应为灵瑞塔修成的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七月，此时离泗州地区入元仅41年。

综合以上考证，笔者认为盱眙发现的“桃源县”残砖与泗州城考古发现的“朐山县”等字砖一脉相承，结合志书记载，坐实并改写了泗阳历史上长达百年的“桃园县”建置纷争。《元史·地理志》上记载的“桃园县”以及《明史·地理志》上记载的“元曰桃园，洪武初更名”必定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