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大安全威胁不是中国，而是——”

1月20日，随着拜登正式就任总统，特朗普政府成为历史。《参考消息》记者近日就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等话题分别采访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梅尔文·莱弗勒和耶鲁大学伊莱休历史与全球事务教授阿恩·韦斯塔（中文名文安立）。这两位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权威学者认为，特朗普外交政策只能用“失败”来评价。他们指出用冷战来描述中美目前的竞争关系是错误的历史类比，并表示中国不构成美国的“生存威胁”。

莱弗勒和文安立共同主编了《剑桥冷战史》，被学界认为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地阐述冷战历史的权威著作。

《参考消息》：不少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都将目前的中美竞争关系贴上“新冷战”或“冷战2.0”的标签。用冷战来类比中美竞争关系是否恰当？人们从这些历史类比中能总结出什么经验？

莱弗勒：关于冷战的历史类比严重夸大了目前国际环境中的威胁性质。当冷战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时，苏联有可能在欧洲和亚洲获得决定性的力量对比优势，苏联红军作为占领军使苏联有机会统治整个东欧。苏联还能利用部分西欧国家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而得利。

而目前，中国并没有这样“有利的环境”。中国周边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对西方）“复仇心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高涨且雄心勃勃的印度以及有竞争力的韩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方面，中国难以获得类似苏联在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优势地位。中国不寻求全球性革命推翻既有的经济秩序，中国并不具备苏联在冷战初期时所构成的威胁。此外，中美经贸关系在美苏冷战期间完全不存在，鉴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两国从合作中能获得更多利益。

冷战历史经验可以告诉世人，即便是竞争对手也可以追求共同利益。在冷战时期，美苏为限制在大气层核试验和控制军备竞赛而努力。而今天中美也应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疫情上追求共同利益。

文安立：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诉诸前一个国际体系进行比较，寻找类似之处以便于外交决策或者理解现实。美国是霸权国，中国是崛起国，现在的世界似乎与美苏冷战的情境类似，但实际上这两者有明显不同。

中国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进行全球布局的国家，这也是中国能摆脱贫困并发展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原因。相反，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最大错误或许是它在国际体系中的自我孤立，它从不愿在国际体系中竞争，而是想要打破体系并重建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区别。

其次，不同还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冷战时美苏都认为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不仅适合自身，还是普世的，这与现在情况有明显不同。我也不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会以意识形态主导。再次，目前有多个国家都在崛起，国际体系在向多极化发展而非两极化，中国完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可能性非常低。

相比于冷战，我认为现在或许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世界更为相似。当时的国际体系没有向两极化发展，多个国家在地缘、经济和科技上展开竞争并改变结盟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也无法完全支配他国行为。相比于冷战，现在的世界并不稳定，大国间的小规模冲突很容易升级，正如1914年。此外，冷战时美苏两个阵营都具备可以穿越国界的意识形态，而当今世界各国民族主义高涨，这与1914年以前的世界也较为类似。    

《参考消息》：美国不少政客近来不断鼓吹和渲染“中国威胁”，中国是美国的“生存威胁”吗？美国面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莱弗勒：我不认为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生存威胁。我不认为中国会像之前苏联一样想要彻底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我不认为两国正在进行一场“零和竞争”。

两国从长远看都面临从气候变化到传染病等重大威胁，两国政府因此有充分理由寻求共同合作，来促进各自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文安立：这个世界回到两极甚至单极格局的可能性很低，我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生存威胁”。中国会在经济、军事、治理问题上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竞争者，而最重要的是中美需要避免让竞争演变为冲突。

美国目前最大的安全威胁是国内问题，这并非指政治问题，即便目前美国国内政治非常混乱，我指的是美国如何拉动经济、科技以及发展的互动模式，包括基础设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