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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美国内政外交形势反过来也将影响拜登政府的未来。共和党的攻击肯定会到来,如果拜登不奉行理性的外交政策,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国际紧张局势得不到充分缓解,那么将会降低拜登向美国民众作出让步的能力——从而削弱其国内支持率,以及难以保持他在2020年选举中获胜所依靠的民主党选民中的高水平的动员能力。

当我们回顾2020年世界大趋势就会发现,反华政策遭受挫败对美国的影响和在美国肆虐的新冠疫情,显然令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遭受巨大的失败,这转而帮助拜登当选了美国总统。这两个事件是相互关联的、密不可分的。

新冠疫情危机对全球和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短期危机或经济周期变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仅仅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新冠疫情在美国和欧洲造成的灾难,令西方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那么问题来了,拜登成为总统后,会如何解决这场西方世界70多年来最大的危机?

下文将首先分析拜登政府面临的短期形势,然后再分析拜登未来五年所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

特朗普败选的关键:误判了美国社会

2020年总统大选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选民投票率极高——这是120年来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民参与率最高的一次。如此高的选举参与率是社会/政治高度紧张的表现。此外,自1996年以来,除2012年外,美国历届总统选举的选民参与率均高于上一届。这表明,在过去25年里,美国的政治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而2020年的大选只是这一进程的一个缩影而已。因此,只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才能降低美国日益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鉴于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局势,这是不可能的。而1月6日暴乱者冲击美国国会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显然是这种日益加剧的社会紧张局势的一种体现而已。

在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率大幅上升的这种背景下,拜登赢得大选。与2016年相比,2020年特朗普获得的选票增加了1120万张,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有人借此反驳“特朗普的基本盘士气低落”这一说法,但随后就被打脸——与2016年希拉里获得的选票相比,2020年拜登获得的选票增加了1560万张。

详细分析选举结果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社会趋势——很大一部分工薪较高的美国人把票投给特朗普,工薪较低的美国人则把票投给拜登。这些事实表明,“特朗普代表工人阶层”的说法荒谬可笑,没有任何根据。中国媒体不应人云亦云地附和特朗普的虚假宣传花招。拜登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55%-44%)和5万至9.9万美元(57%-42%)家庭中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54%-42%)家庭中的支持率,特朗普则大幅领先拜登。简而言之,特朗普的基本盘均收入状况较好,拜登的基本盘收入较差。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的几千人中不乏一些失业流浪者,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社会大趋势,因为超过1.5亿美国人的投票结果印证了这一点。

一名美国选民正在投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无独有偶,拜登在女性选民(57%-42%)和黑人选民(87%-12%)、拉美裔(65%-32%)以及亚裔美国人(61%-34%)中的支持率遥遥领先特朗普。与2016年相比,更具决定性的是黑人选民的投票率要高得多,这为拜登在关键州赢得了胜利。这一点随后延续到1月份乔治亚州的参议院决选中,投票率极高的黑人选民在这次选举中为民主党带来了胜利,剥夺了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对共和党造成沉重打击。

这样的选举结果直接源于特朗普的政策——公然宣扬种族主义,加上以减税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侧重于最富裕的阶层。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的灾难性政策,导致这种社会趋势进一步加深,因为死亡率和大规模失业对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的影响最为严重。特朗普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计算:由较为富裕的阶层领导的白人种族主义联盟将击败收入较低的阶层——这其中的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和女性。特朗普对这种社会力量关系的分析结果证明他犯了一个大错——工薪较低者和少数民族的投票率大大超过了特朗普领导的较为富裕的种族主义联盟。与特朗普的预期相反的是,特朗普领导的白人种族主义联盟没有获胜,低收入和少数族裔选民以空前的投票热情帮助拜登击败了特朗普。

面对共和党,拜登地位牢靠吗?

除了选举结果——拜登领先特朗普700多万张普选票,选举人票为306票对232票之外,就美国内部的制度因素而言,拜登的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共和党/特朗普派保持着显著的制度优势。只是2020年拜登获得的选票数罕见地高,才得以使他战胜共和党所拥有的制度优势。特别是:

· 美国宪法刻意地支持农村的小州,而非大城市,后者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形象地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是明显的少数党,在过去8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其有7次失去了民意支持。但在2000年和2016年,由于选举人团制度的原因,他们在民意支持率不及民主党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也即是说,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存在一种内在的支持共和党的反民主倾向。

· 支持右翼/特朗普派的共和党人目前在最高法院占据6比3优势——这可以推翻总统采取的行动和国会通过的法律。

· 共和党人在各州的州长和立法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 除了这一制度优势外,特朗普落败后筹集到的政治竞选资金高达2.5亿美元。

共和党在短期内无疑遭受重挫,不仅失去了总统职位,而且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但拜登的优势只在于民众动员和选民支持率,而共和党的优势则是组织性的。这是1月6日暴乱者冲击国会后,一些共和党政客首次转向反对特朗普的原因之一。这些共和党人反对任何为表达诉求而攻击他们制度的举措——因此,他们准备抛弃特朗普(当然他们暂时还不会抛弃特朗普主义),以保护那些赋予共和党优势,但不获美国民意支持的制度。

冲击国会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到目前为止,所有主要的共和党人,如自称为“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迈克·彭斯(Mike Pence)或特德·克鲁兹(Ted Cruz),都明显地试图赢得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们基本认同特朗普的内政外交政策,但反对特朗普挑战美国制度的意愿(如1月6日暴乱者冲击美国国会),因为这威胁到共和党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关乎到一个在美国多次总统选举中占少数的政党如何维持政治权力的问题。

两党之争,是美国政治的主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共和党拥有的这种组织优势意味着,如果拜登支持者的热情/动员力下降,那么共和党人这方面的实力将得到加强。因此,面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反民主特征,拜登只有在能够保持较不富裕的女性和少数民族的高度动员水平的情况下,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而他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原因见如下分析)。反之,“特朗普派”势力所拥有的组织优势,就有可能击败拜登。

因此,虽然目前共和党/特朗普派遭受重挫,但他们的地位实际上比表面上的形势稳固得多,即便1月6日戏剧性事件的直接后果令他们雪上加霜。

美国内政外交形势反过来也将影响拜登政府的未来。共和党的攻击肯定会到来,如果拜登不奉行理性的外交政策,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国际紧张局势得不到充分缓解,那么将会降低拜登向美国民众作出让步的能力——从而削弱其国内支持率,以及难以保持他在2020年选举中获胜所依靠的民主党选民中的高水平的动员能力。因此,如果拜登奉行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那么将大大增加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国会选举和2024年总统竞选中失败的可能性。

鉴于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因此如果拜登仅仅改变一些策略,但从根本上奉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那么国际力量就应为他未来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和遭受失败做好准备。目前,拜登正集中精力增加内阁中女性和有色人种的人数,以更好地回馈助他获胜的社会力量,但这不足以维持民主党选民的动员能力,除非他向包括女性和黑人在内的广大美国民众带来真正的收益。

拜登新政:以“科技民主”的名义重建奥巴马“国际反华同盟”

从国际形势的角度,奥巴马曾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国际联盟”——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奥巴马准备向美国在亚洲的伙伴做出让步,试图建立包括美国、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比之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认为,美国负担不起这样的让步,相反应施压美国盟友向美国转移资源,以便美国可以直接攻击中国。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虽然特朗普的对抗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但也针对一些美国盟友——退出TPP,并试图向欧洲施压。

拜登有意重拾奥巴马时期的“反华国际同盟”战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预计拜登会推翻特朗普的政策,重返奥巴马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阵线的战略——从他提出包括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的诸多提议可见一斑。不过,尽管可以预见到拜登的执政策略会发生重大改变,但没有迹象表明拜登会改变美国的反华战略基调。

今年3月,拜登本人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称,他希望带领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对拜登任命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观点进行了点评:

“今年9月,布林肯称,‘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可以说我们面临的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最大挑战,包括从经济、技术、军事,甚至外交等等层面’……与特朗普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不同,布林肯承认,这种关系将有‘敌对的方面,竞争的方面,但也有合作的方面’。正是最后一种形式,即合作,使蓬佩奥与布林肯区别开来。尽管这里所举的这些例子(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健康),并不涉及中美脱钩面临的关键问题,即中国的科技进步。

应对中国科技进步应采取何种战略?布林肯称,美国应组建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基本班底为老欧洲盟友和日本——七国集团和北约——他们会反对中国。他对‘民主国家联盟’的旧观念有一个小小的补充……布林肯想建立一个‘科技民主国家联盟’,让他们对付‘像中国这样的科技专制国家’。他表示,美国应‘在领导、协调和与其他科技民主国家合作方面做得更好,以确保我们能够成功,而不是中国’。”

拜登任命美国资深外交政策专家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负责美国的亚太事务,强化了布林肯的反华立场。《金融时报》对坎贝尔的观点总结道:“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领导了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主要是为了反击中国在东南亚的胁迫……坎贝尔被视为在中国问题上较为强硬的民主党人之一。”《经济学人》杂志中国事务编辑盖迪·爱泼斯坦(Gady Epstein)则评论道:“这是拜登所期望的对华强硬团队。” 自1979年美国为了支持中国而与台湾分裂分子断绝官方关系以来,美国政府首次邀请台所谓“驻美代表”参加拜登就职典礼。

总的来说,拜登可能会改变美国的一些对华策略,并很可能接受在某些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但不会改变其一贯的反华战略基调——试图阻止中国成为一个科技进步和繁荣昌盛的国家。

应对拜登,合作与斗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特朗普由于树敌太多才会落败,拜登的明智政策应是寻求减少敌人的数量——通过向美国民众做出某种让步和减少外部敌人的数量两种举措相结合。

客观地说,实现这一目的不乏办法。举一个例子,作为其侵略性对外政策的一部分,特朗普推翻了奥巴马削减军费占美国经济比重的政策。在他执政期间——从他2016年1月就任到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军费增加了1150多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其占美国GDP的比重从3.9%升至4.5%。因此,为了减轻社会压力,美国应该降低军费支出占经济中的比重。这是奥巴马当时执行的政策,帮助他赢得2008年大选和2012年连任。这一政策释放的资源可以直接转移至美国民众,用于基础设施、培训和研发投资,从而重振美国经济。

对于这种合理的政策,一些美国势力觉得势在必行。比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在题为《拜登将重新评估美国核武计划,并考虑削减核武器相关经费》的文章中,从军事/外交政策角度进行了分析:

“即将上任的美国候任总统拜登,计划对美国1.2万亿美元的核现代化计划进行审查,以期削减核武器资金……

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承诺要减少核武器在美国的‘过度开支’,并批评现任总统特朗普决定开发新的海基武器,其中包括潜射巡航导弹。

一些前官员说,拜登政府可能还会审查五角大楼是否将开发一种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决定,包括弹头在内的成本,将超过1000亿美元。

一位前官员说,‘我们必须现代化我们的威慑力量,但是我们不能花掉目前已分配的资金。’”。

但美国的军事政策,涉及到美国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都与中国密切相关。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020年12月18日在同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交流时所明确指出:“中国有意愿和拜登政府应共同努力,维护促进一个理性共赢的中美关系”,这一讲话在西方几乎被普遍解读为中国对拜登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表态。

王毅指出:

“拜登当选总统提出的四大执政优先事项(应对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复苏、恢复种族平等)中,中美至少在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三大领域拥有广泛合作空间……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中国无意同他国争霸,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会输出制度和模式,更不搞什么势力范围——我们愿意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对外开放,与各国分享机遇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中美在拜登提出的优先事项就一些问题进行合作,确实是可能的,也值得去做。拜登已经宣布,他就职后的第一个动作将是重返世卫组织(WHO),以促进在抗击艾滋病方面的合作。拜登还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为建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框架铺平道路。拜登尚未宣布是否会放弃特朗普试图破坏世界贸易组织(WTO)解决贸易争端的制度的做法——一再动用一票否决权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纳新。但希望他在这一点上也推翻特朗普的做法。当然,如果拜登政府超越这些步骤,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双赢关系,那就更好了。

拜登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曾经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无论拜登政府是否接受与中国合作,中国先提出与美国合作的举措无疑是正确的。这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事实上,这是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当然,最好的是拜登主动加入这种双赢的合作。中国的提议符合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即便拜登拒绝与中国合作,中国也占据了得道多助的有利地位。因此,面对特朗普歇斯底里挑起的新冷战,中国的最佳做法应是影响美国舆论,造成美国民众的共鸣。因为中国的提议既符合美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无论拜登政府走哪条道路,都将对他造成压力。

面对“非民主”的美国舆论,中国“软实力”何去何从

但目前的困难在于,美国的决策并非是由美国人民做出的,而是由美国资产阶级做出的——其实,美国并非他们宣称的“民主”:比如,美国医疗保障现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国家提供全民医保,但大多数美国资产阶级并不希望这样,因为这将使美国企业失去一个利润丰厚的来源——大约六分之一的美国经济用于医疗保障。因此,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反对全民医保,尽管它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压倒性支持。同样,美国是否会奉行对华双赢政策,还是对华发动冷战,将不是由美国人民决定,而是由美国资产阶级通过其控制的民主和共和两党主导的政治机构决定的。

此外,美国政治当权派迫切希望掩盖新冠疫情期间的世界真相。客观现实是,中国尽己所能地保护其人民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死亡病例接近5000例,而美国则遭受了医疗灾难,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万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包括在人权的范围内——生命权是所有其他人权的基础。如果美国民众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美国政治当权派都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美国有意对中国发动尽可能激烈的谎言和意识形态攻击,以向美国民众隐瞒这一事实。这解释了为何新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审查制度正在美国愈演愈烈,并试图阻止任何有关中国的客观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分析(当然应经得起事实的检验)是,拜登政府将在某些领域——在世卫组织、《巴黎气候协定》、可能在世贸组织与伊朗的核协议上——推翻特朗普的政策。但他不会改变美国的反华战略,尽管他可能会调整这方面的一些策略,重拾奥巴马的拉拢“广泛的反华联盟”做法。

如何将真实的声音向美国民众传播呢?有人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中国的英语和其他外语媒体、通过所谓“软实力”或任何其他方式对美国舆论施加影响,从而阻止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性政策,这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虽然2020年总统大选清楚地表明,选举的主要焦点是内政问题而非反华话题,特朗普试图操弄反华主题博取选民支持的努力失败了,但美国政治体制显然强大到有足够的手段任何大规模地反对其反华政策的言论出现在公共舆论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让美国民众以客观的角度了解中国形势的尝试,或者说发展中国“软实力”是没有必要的,但这并不能抵消美国统治阶级在其国内的能量——美国津津乐道的“软实力”,其实是以其硬实力为基础的。

舆论影响,美国最在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的这种实力还体现在它有能力影响发达国家内部势力的立场,后者甚至与中国在部分问题上还存在着共同利益——美国当权者自然要“特别关照”。比如,环境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实上,中国在环境政策方面的立场,在任何一个主要国家中都是最先进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将这一部分的环保人士拉入反华阵营,尽管其他环保组织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政策持客观、支持的态度。

因此,美国资产阶级将继续控制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形势。中国正试图影响世界各地对华舆论,以让他们客观理性看待中国。但由于客观原因,世界不同地区的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对于美国对华舆论,中国应尽力争取,但由于该国的力量关系,效果可能有限。至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华舆论,中国有可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因为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也有反对新冷战的势力。就军事方面而言,中国从正面进攻为主是无法改变美国对华舆论的,那么就只能另辟蹊径,从侧面攻击——即在美国权力中心之外建立自己的地位。或者用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来说,就是采用“农村”(美国以外的地区)包围“城市”(美国)的策略。但正如下文所述,在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之外,中国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一致这一事实,将开创不同的局面。

当然,如果上述分析有误,那么笔者将乐见其成——中国有可能采取强有力的步骤来赢得美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舆论——这将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但在重大问题上,应从实际而非想象出发,即应实事求是。

综合上述分析,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制定不是孤立的,背后是和美国内政形势紧密相连的。美中关系在某些领域确实有改善的可能,但毫无疑问拜登政府将继续执行反华政策。此外,拜登将奉行的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不合理的政策,也将将严重危及他在下次美国大选前或大选中的前景。就中期而言,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将拜实登政府的执政前景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削弱。


责任编辑:水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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