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巴拉的觊觎者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雪域高原换了人间，谨以此文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

香巴拉的觊觎者

——1949至1974年间的印美涉藏军事情报合作

       20世纪40—70年代是局部热战、全球冷战的交迭期，也是印、美两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活跃期。在东西方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出于从中国西藏攫取政治利益、打压新中国成长的战略目的，印、美两国不仅对当时以达赖为首的“ZD”势力给予极大支持，策动达赖外逃，亦对西藏分裂分子武装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物质援助，以及对部分藏人进行特种作战培训，以中、印、尼三国边境为基地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武装袭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自感在西藏问题上单打独斗力有不逮，遂积极向美国靠拢，在情报共享、人力支持等基础上，共同组建了延续至今的印度特种边防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以下简称SFF）。随着近年来中印边境冲突相关资料的逐步披露，这一此前鲜为人知的作战单位亦被频频曝光。从现有资料来看，组建伊始，这支部队就具备鲜明的“ZD”倾向，作战目标、训练手段、人员招募等呈现出极强的针对性，在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1982年针对锡克教金庙的“蓝星”行动、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中屡屡出手，且颇有斩获，充当了印度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急先锋。本文拟对1949至1974年间的印美涉藏军事情报合作，尤其是SFF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

       1962年之前，印度和美国针对西藏的政策、计划、行动等相对独立，虽然在执行层面上，双方在行动目标、行为模式等方面具备高度的相似性，但就源头而言，两国的政策出发点大相径庭。

       “几乎亚洲东部、西部和南部每个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西藏、蒙古……都要出席泛亚洲会议。”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947年1月

       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并没有摆脱英国殖民者的政治窠臼，全盘继承了此前的对藏政策，即“承认中国在西藏享有宗主权，维持西藏‘自治’”，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还特别强调，“请注意我用宗主权一词，而不是用主权”，等等。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政治精英不断谋划将西藏纳入其防卫版图和政治影响范围，满足其“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所建构的地缘安全观和地理范围要求。1947年3月，印度组织召开了“泛亚洲会议”，作为发起者的尼赫鲁，在邀请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与会的同时，还邀请了西藏代表团参会并以“独立国家”的规格亲自接待。此举意在向外界明确表达——在印度看来，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意识到之前的西藏政策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将政策重心由维护在藏特权转移到蚕食藏区边界要地以及西藏“高度自治”，并通过外交手段维持其在藏利益，正如尼赫鲁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在藏特殊地位及利益的表达，“我还不清楚我们驻藏机构和代表团的位置将会如何，虽然他们很难像以前一样，但可能还是会延续下去。”
       但在1959年之前，由于刚获独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印度来说是压倒一些的首要需求，因此，对印度而言，建设和平友好的中印关系是两国关系的主流。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在“中印是兄弟”的友好氛围中互访，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涉及西藏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最终于1954年4月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9年3月，随着西藏叛乱被中央政府迅速平定，西藏民主改革的全面展开，印度图谋西藏“高度自治”的政策亦转为为公开支持所谓的“ZD”。1959年3月至5月，尼赫鲁连续8次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将西藏局势称为“悲剧”，把当时西藏部分高层的叛乱称之为“强烈的民族情绪”，强调印度对西藏所谓的“宗教和文化联系”与“感情”。其时，印度政府利用该事件煽动反华反共高潮，3月到4月间，印度媒体发表了300余篇文章，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部分国大党、人民社会党成员等甚至公开组织反华游行，支持“ZD”。达赖出逃印度后，尼赫鲁亲自前往穆苏里（Musuri）与之会见，同意其政治避难的请求，同时以难民身份接纳所谓的“流亡者”，并于1960年将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达兰萨拉（Dharmsala）划归达赖集团作为所谓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事实上，1949年至1962年间，在策动达赖出逃之外，印度在美国针对西藏的行动中多次充当了庇护者、中间人、二传手等角色。
       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以下简称CIA）对于西藏的信息主要来源于驻印度使馆人员与锡金皇室成员的接触。1957年，在印度组织的庆祝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纪念活动中，锡金王储访问了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同CIA代表进行了会面，将其了解到的西藏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当然，在其表述中，偏向达赖的政治色彩极其浓厚。作为回应，1956年9月5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霍斯金斯（John Hoskins）以领事馆成员的身份抵达加尔各答，并与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在大吉岭（Darjeeling）会面，两人在打网球时就达赖的去向进行了讨论。在当时美国对如何安排达赖尚未形成定论的情况下，约翰•霍斯金斯并未做出任何政治承诺。
       1957年，CIA实施了代号为“看门人”（Ostiary）的秘密行动，意图对西藏实施空降渗透，对“抵抗”力量的组织性、战斗力等要素进行评估。行动开始后，CIA命令约翰•霍斯金斯挑选8名（实际是6名）藏人实施行动，相关具体工作由嘉乐顿珠负责。其中，27岁的旺堆嘉措（Wangdu Gyatotsang）是第一个被挑中的人选，在随后的训练与行动中，他被赋予了“沃特”（Walt）的代号。

【旺堆嘉措（着黑衣者）】

        
       在印度的默许下，旺堆嘉措等6名藏人辗转到达塞班岛，在代号为“海军技术训练单位”（Naval Technical Training Unit）的CIA塞班岛训练中心（Saipan Training Station）参加了约6个月的训练，内容包括游击战术、间谍通信、武器使用、电报收发等。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训练中，旺堆嘉措曾非常渴望使用更加先进的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火爆脾气，也许是为了挽回面子，以补偿他在通信训练中的低分。“他在班上几乎是垫底的，”另一位学员阿特（Athar）说，现在化名为“汤姆”（Tom）。“他开始抱怨，想使用火力更强的武器训练，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电台上。”

【用于实施“看门人”行动并经过改装的B-17G轰炸机，照片于1957年拍摄于美军驻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机尾编号由531伪装为639】

       1957年9约至11月间，参加行动的6名藏人以空降方式分两组进入西藏地区，按照计划，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藏人应该能够在中国境内顺利生存下来并完成情报收集任务。但令美国人大感意外的是，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其中3名成员就被我人民解放军、民兵等击毙。前文提到的旺堆嘉措曾虽然暂时逃过一劫，但也是苟延残喘，狼狈混迹于西藏分裂分子组成的叛军队伍中，1974年在尼印边境山区被尼泊尔军方击毙。
       以上仅仅是印度支持美国针对西藏秘密行动的一个侧面，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印度独立后积极倡导不结盟政策，屡屡在国际上以第三世界国家“话事人”的面目出现，貌似为维护弱势国家利益不遗余力。但在涉及西藏的问题上，印度在美国策动达赖出逃的“洛伊计划”、“斯蒂瑞建议”，以及训练“流亡者”武装等种种行动上，给予了美国极为有力的支持。虽然印度官方未曾就以上问题发表过正面论述，但尼赫鲁在谈及与美国的经济合作时说道，“政治角度上政策则是另一回事……”不难理解，在真金白银的国家利益面前，印度所谓 “有声有色”大国的政策、措施统统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