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重视平等？旧中国步入新中国的一道坎！

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著名照片

1936年7月13日，美国驻华记者兼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终于来到了陕北保安——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体内阁成员，整个城市的全体居民，都出来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

初次见到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给斯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瘦削颇似林肯的人物。”

当斯诺结束陕北之行，那张在保安窑洞前，他把自己的红军帽递给毛泽东后，照的著名照片被公之于世后，在所附的说明中，斯诺称毛泽东：

“无论在职业生涯还是人格方面，都以其宽阔的胸怀，办事认真，具有民主精神，对穷人和被蹂躏者富于同情，因而同亚伯拉罕·林肯多少相像。”

林肯解放美国黑奴，而毛泽东正在并最终将解放全体中国人民，正是出于这样的看法，斯诺多次把毛泽东和林肯联系在一起。

毛主席和陕北老乡

解放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平等思想，没有人可以高人一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只有工作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区别。

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都在力求消除社会的不平等，构建同志式的新型人际关系。由他和他的同志们，为之牺牲奋斗的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国家，一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公平的新型社会，广大工农劳动阶级扬眉吐气，获得了社会主人的地位，这表现在经济收入、财产分配、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甚至在称呼、礼节等各方面。

早在陕北苏区的采访中，斯诺就敏锐地发现“平等观念”无处不在，深入人心。

南京政府悬赏25万银元换取首级的毛泽东，经常溜溜达达走在保安街头的人群中，随意停下来和农民谈话，还认真地做手势，生怕人家听不懂。要不是有人提醒，斯诺根本想不到这个没戴帽子的高个子，竟然是毛主席！

毛主席和小八路

在多次采访中，斯诺还注意到，毛泽东的伙食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粗陋，伙食标准一样是一天一毛钱。毛泽东请斯诺共进晚餐，经常是粗粮馒头蘸辣椒，还有一碗小米稀饭。终于等到一次豪华的“国宴大餐”，也不过一碗炒白菜，一盘西红柿炒辣椒，主食是小米干饭，西红柿还是因为来了客人，“周副主席从东线指挥部给主席捎回来的。”

即便是“红小鬼”，也就是那些幼年的红军小战士身上，也能普遍看到平等观念的影响。这些曾经备受侮辱和损害的穷孩子，一旦参加了红军，接受了我党我军的平等教育，就对原有旧社会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再难接受。

一次采访完周恩来，回到交通处的招待所，口渴要命的斯诺不想喝热开水，就招呼为他担任服务工作的两个红小鬼：“喂，拿点冷水来。”

喊了好几声也没人答应，特别是原本友好相待，还爱说爱笑的那个红小鬼，绷起脸，理都不理斯诺，另外一个也是如此。

陕北的“红小鬼”

我怎么得罪他们了？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交通处长李克农笑了，解释说：

“你可以叫他‘小鬼’或叫他‘同志’——但不能叫‘喂’！这里人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都是青少年抗日先锋队队员，他们为革命才到这里来，自愿给我们帮忙。他们不是伺候人的，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斯诺立即认错，改称红小鬼们为“同志”，并致以谢意，两位小战士很开心地为他送来了一碗凉开水。爱笑的那个红小鬼还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用为这点事感谢一个同志！”

这让斯诺感慨不已，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中国青少年有这样一种人格尊严。”

曾经被禁锢于体力劳动、封建礼教和贫穷疾苦中的广大少年儿童，星星之火点燃起他们心中蓬勃的革命热情，被人尊重也是一种力量。

毛主席和广州造纸厂的工人坐在一条板凳上

一位叫张启祥的郑州铁路局老工人，解放后回顾历史，说：

“我十三岁给地主当雇工，出牛力，住牛圈，夏天晒去一层皮，冬天冻得手脚烂，吃糠咽菜二三年，没有得到一文钱；十五岁进了蛋厂当童工，起早摸黑干活，还要挨皮鞭；十八岁进铁路，吃的霉豆饼，穿的是破烂衣。地主、资本家这群狗豺狼，从来也没有把咱当人看啊！

毛主席的阳光雨露，把我这个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臭苦力’、 ‘穷工人’培育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成了党的干部。那还是刚解放的时候，段长找我谈话，要我当客运车长。我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过去当车长，咱工人根本沾不上边，如今是共产党把管好人民铁路的大权交给了俺。”

从这个角度而言，平等是旧中国步入新中国的一道坎儿。

毛主席游湘江后在农家门口与小孩攀谈

解放初期，著名民主人士，也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患难之交柳亚子先生，曾对给他安排的服务员大发雷霆，因为他想吃黄瓜，可问题是那时候不是现在，反季节蔬菜非常常见。

这里多说两句，要不是“黄瓜院士”侯峰的努力，我们今天也很难吃到价廉物美的反季节黄瓜，遑论当年了。

服务员走了北京的几个菜市场，没给柳亚子买到他想吃的黄瓜，结果柳亚子抬手就给了这位同志一级响亮的耳光！

我们这位同志气坏了，我参加革命，就是因为地主老财、反动军阀和日本鬼子、狗汉奸欺负我，逼得我没活路，才投奔八路军，夺过鞭子揍敌人，新社会了，人人平等了，共产党拿咱当人看，你怎么还耍起威风来了？何况论打架，你打得过我吗？

毛泽东、朱德和柳亚子（右三）

他已经习惯了我党我军领导与部属，下级与下级之间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对旧社会那种以上压下、以强欺弱的人际关系深恶痛绝。

可即便如此，我们这位曾经在部队里做过连队副指导员的同志，奔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不但没有回手给老先生来一下子，甚至连一句难听话都没撂就走了，只是很委屈地向上级报告情况。

这事很快就报到了周总理那里，总理借请柳亚子吃饭，批评柳亚子没有习惯新社会的人人平等，举了朱德总司令的例子，说你看我们朱老总影响大不大，职务高不高？可是啥时候见警卫员、服务员和司机、厨师等作服务工作的同志，不是和和气气，非常尊重的态度？他们做错了，你可以指出了，可以批评教育，但是打人在我们这里是绝不允许的！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并积极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既是我党的工作方法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更是我党百年奋斗史的基本经验之一。

“七大”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第二天，代表中共中央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