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9周年 | 从井冈山走来的创业团队

油画《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罗工柳，1959年

老奸巨猾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当年有个内部讲话，叫《训言三十四条》。

就是他这辈子跟各路敌人打生打死，用鲜血写出的“打怪秘籍”，其中最后一条，阎锡山在很多场合都曾经反复去讲过：

“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

抗战时期，阎锡山的爱将杨爱源担任随营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援引了这段话后，公开说：

“共产党的八路军就是主义能力的军队，打不散，扑不灭，我们不如人家，要好好地向人家学习。”

晋绥军系统学习我军的“主义能力”，要么是根本学不会，依旧打仗稀松；要么是学了皮毛，成了“七路半”；要么是干脆跟着我军走了，“七路半”那也是预备队，参加我军早晚而已！

所以说，这就是“独门绝技”，是摆在那里，你也抄不走、抄不会的优秀作业。

可问题来了：

我军有什么“打不散，扑不灭的”独门绝技呢？“主义能力”是天生神力吗？

 “四·一二”刚过去一周，192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主席陈独秀还在吹大牛，说：

“国民政府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共产党人变得更强大了，工农运动在日益发展。”

国民党各路新军阀纷纷加入反共大合唱（左起：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

看似形势一片大好，却不知暗流已加速涌动。一个月后“马日事变”爆发，共产党员被从各路新军阀的军队中“礼送出境”，接着各处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屠杀。

一位叫唐时雍的共产党员，黄埔四期炮科毕业后，一直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此时在唐生智的三十六军担任营党代表，感觉风头不对，被迫从河南信阳的柳林车站仓皇南逃。此时只有23岁，党龄尚不足一年的他，心里憋屈得要命：

“做政治工作的不让带兵，现在被人撵走、受迫害，连性命都难保，如果我们掌有兵权，哪有这么容易离开部队的？”

曾经意气风发的北伐军

可怎么才能“掌有兵权”，却不被兵权反噬成为“新军阀”，即如何锻造一支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人民军队呢？

小唐从柳林逃到汉口，又遇到“七·一五”，他到贺龙部的特务营当副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接着又是一路逃亡，回到老家湖南安仁，组织了一支只有四十多人的农民暴动队，终于在1928年春节以后，等来了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1928年4月，湘南起义后，敌人又追上来了，我军转移到酃县（今湖南炎陵），准备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朱德、陈毅找唐时雍谈话，说你是军事干部，应该回来。

黄埔四期同学林彪，此时正在一营当营长，也请求把人调去当二连党代表。二连是林彪起家的老部队，为了表示对老同学的欢迎，还专门在全连站队欢迎时讲了话，说唐时雍同志在北伐时当过营党代表，相信一定能把二连搞好！

油画《井冈山会师》，何孔德，1980年

可此时的唐时雍，对如何做好我军的政治工作，心里面其实也完全没底。即便是从铁甲车队，到叶挺独立团，再到南昌起义军，军阀残余思想依旧严重。搞不好，北伐军的嬗变就是前车之鉴，眼睁睁看着沦为新军阀起家的本钱，我们为人嫁衣不说，最后还得卷铺盖滚蛋，稍有迟疑，人家就要砍你脑壳！

朱毛会师后，毛泽东同志召集南昌起义部队的30多位党代表，就如何做好党代表，如何尽快并牢牢抓住连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开了次会。

会上，毛泽东同志同志特别讲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强调我们的军队是工农军队，我们来自于工农，我们是穿军装，带了枪的工人、农民，所以我们和群众是鱼水关系，一定要依靠群众，要打成一片，要做到“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才能打胜仗。因此我们不能侵犯人民一点利益，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与旧军队一样。

油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彭彬、何孔德、高虹，1974年

对此，唐时雍他们感触良多：

“我们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参加南昌起义也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有个很沉痛的教训，就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没有打土豪分田地，少数落伍掉队的还到老百姓家里打鸡，这样最脱离群众，结果沿途老百姓都跑了。”

几天后，下着雨，毛泽东同志背着一把油伞来到二连，他准备把二连（今天南部战区陆军第74集团军某合成旅“大渡河连”）作为红军政治建设的试验田，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来教育和武装部队。

当年的南昌起义部队“红二连”，如今叫“大渡河连”

二连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这个团也就是叶挺独立团。作为我党最早创建和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从铁甲车队到独立团，再到七十三团，“党化”程度已经相当深入了。以这个连为例，党员能占到干部战士的20%多，但问题是干部党员多，战士党员少，而且多集中于连里，有些班里却完全没有党员。

这不利于“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士兵”，不利于抓住部队，你都脱离群众了，还谈什么切实掌握群众，掌握部队？

半年前，毛泽东同志也发现，由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来的秋收起义部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以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一营二连为例，这个连党员人数最多，也才五人，而且除了一名同志是带了组织介绍信入伍的工农出身的战士党员外，其余四个党员都是干部：连长、副连长、党代表和一个排长，他们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大革命时期发展的党员。

换言之，基层连队里几乎没有群众党员，党员就是干部，党群两层皮，严重脱节，那些在残酷革命斗争中坚决跟党走的同志，更没有被党组织发现和培养起来，使之成为党组织深入基层，凝聚人心的有力抓手。

看出问题了吗？你共产党依靠谁抓兵权？

更要命的是两个月不到，二连里四名学生出身的干部党员跑了仨，连长、副连长跑了不说，党代表何成匈也开小差了！

一度在秋收起义部队中，消沉情绪弥漫，逃亡现象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不少觉得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个人前途灰暗，没必要陪绑下去，多不告而别，有的甚至要把部队也拖走。连师长余洒度，这个曾经的中共黄埔军校直属党支部组织干事也跑了。

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在工农出身的士兵中大力发展党员，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于是便有了“水口建党”，有了毛泽东亲自发展的，人民军队第一批工农分子的士兵党员。

这次在南昌起义部队的二连里，毛泽东同志告诉连党代表唐时雍：

“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注重党的工作，要发展党员，党员人数至少要达到30%，排要有小组，班要有党员。”

还告诉所有干部：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军的建设要首先和着重从政治上建军。每个干部不仅要懂得军事，特别要懂得政治，不但我们就不是工农红军！”

油画《支部建在连上》，高泉，1977年

那怎么才能算懂得政治呢？

简单说就是做好三大工作，即：我军工作、群众工作和敌军工作。

敌军工作，我前面有篇“仁义之师”的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今天这篇只讲我军工作和群众工作。

先说我军工作，其核心是“使我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这是我军建设的方向问题。”

首先要了解人的情况，从连长、党代表（指导员）到班排长，都必须吃透本单位的人员情况，了解所有人员姓名之外，哪里人？什么出身？多大年龄？工作能力如何？战斗经历怎样？特别是善于时刻抓住每个人活的思想动态。

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甚至哪里人，爱吃辣的还是不辣的，多大年龄……

思想政治工作做得越细越好，稍有不注意的方面，都可能导致不同的思想情况，进而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未来，要针对不同的思想动态，进行不同的思想教育，即对症下药。好的要鼓励，错误思想一萌芽，更要抓紧教育。特别是对落后分子的教育要抓得很紧，不然一颗老鼠屎会搞坏一锅汤。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指战员合影

再次要狠抓战场上的思想政治工作，战前要动员，战时要鼓动，要观察官兵的思想，要率领广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第四，关心官兵痛痒，收容受伤的和落伍掉队的同志。

第五，检查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况，纠正错误行为。懂得遵守纪律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关系，懂得遵守纪律与夺取战争胜利的关系，像爱护生命一样自觉维护纪律，形成人人遵守纪律为荣，违反纪律为耻的良性氛围。

第六，发扬“三大民主”，活跃政治空气。所谓“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的建军原则，这个将来我还会结合国共两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展开论述。这里只引用毛泽东同志1948年1月30日，关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作为注释：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

红军长征胜利后的毛泽东与朱德

第七，要加强政治学习，通过开会、作报告、总结和上课等经常性活动，主要是进行形势任务和党的政策、纪律教育，武装指战员的头脑，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说到这里，我想引用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在抗战之初，国共二次合作，应国民党要求，提出改进军队政治工作建议，关于“在军队内部方面的政治工作，目前亟需做的”第一条内容：

“向每个部队的全体官兵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发挥革命的三民主义，把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使每个官兵有着革命的前进的人生观，使之了解国际大势、国内形势、日本状况，以及如何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高度地提高战士的民族觉醒与自我牺牲精神。”

来我们最后画个重点，我军内部的政治工作，要达到的目的，当年的小唐说：

“把连队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士气鼓得足足的，团结搞得好好的，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成为常胜的工农子弟兵。”

讲完如何带队伍，下面就是群众工作了。自古以来, 军队就是要打仗的，可偏偏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 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 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这是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写进《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的一段话，距离他在二连，教唐时雍如何开展群众工作，还有七个月的时间。可见这一思想，早在1927年上井冈山之时就提出来了，1928年朱毛会师时已相当完善，1929年写入古田会议决议，则是彻底形成全军的共识。

这也是我军区别于古今中外所有军队，包括苏联红军的本质特征，深刻揭示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和基本任务, 实际上回答了要建设一支什么样军队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闯出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来教育和武装部队的一条新路。

尾     声

在井冈山上，唐时雍成为了毛泽东的“铁粉”。

哪怕后来改了名字，叫“唐天际”，转行做了军事干部，仍然时刻践行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带出了浴血太行山，开创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大名鼎鼎的“唐支队”，即日后的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〇团。上甘岭战役中，该团一举攻克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全歼美7师守敌，连续击退敌人38次冲击。

十五军的老军长，上甘岭战役的指挥员秦基伟，曾评价这个团：

“十五军的主力拳头是四十四师，四十四师的主力拳头是一三〇团，哪个地方最艰苦，最困难，就把它用上去，一三〇团上去就是胜利。”

这胜利的背后，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中，为我军这支人民军队，所铸造的特殊军魂。

为什么说它特殊呢？因为有比较就有伤害，正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卢沟桥事变后，穿长衫的小知识分子李钟玄，为了抗日，小学老师不当了，要参加抗日军队。当时什么部队最牛啊？当然是蒋委员长的中央军！

1937年10月，19岁的李钟玄，到洛阳参加中央军一六六师补充团。原本师部特务连当排长的老乡，想把小李留在特务连，可待了四、五天，却又给送到了补充团。人家压根不相信正经的师范毕业生，怎么非要哭着喊着当大头兵，一定是另有企图。

当了一年国民党的中央军，在连部做文书帮写，也北渡黄河参加了一些对日作战。但时间一长，就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感觉误入歧途，因为这只军队：

“官长虐待士兵，士兵欺侮百姓，贪污腐化，盗卖军火，尽吃败仗，一切都使我非常失望。”

一年后，李钟玄请长假回家，巧遇“唐支队”的政治部干事孙寄萍回济源家乡扩军。他们既是师范同学，又都当过小学老师，长夜畅谈后，小李决定跟小孙去当八路军。

在八路军，李钟玄进步神速，一个月后，就当了中队长，半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转正就当连指导员。经过比较，他对国共两军有了切身体会：

“游击队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官兵平等，同甘共苦，和国民党军队打骂欺压士兵成了明显的对照，对我这个刚从旧军队来的有志青年来说，感触尤深。”

李钟玄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

李钟玄在“唐支队”和其后的一三〇团一路成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离休前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015年去世，享年97岁。

特别要说一句，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严重失利的一八〇师，重建后，带领该师凤凰涅槃，打出漂亮翻身仗的，就是从十五军调来的四十四师副师长李钟玄。

孙寄萍，李钟玄的同学和战友，抗战期间主要做地下情报工作，1946年转业地方，是优秀的供销社工作者，组建了济源第一家农村供销合作社，离休前任新乡地区供销社主任。不知现在还是否健在，如果还在世，正好是百岁老人了。

唐时雍，也就是唐天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89年去世，享年85岁。

秋收起义红二连，最初的那名士兵党员，叫刘炎，1946年在山东临沂病逝，年仅42岁。生前任新四军一师兼苏中军区政委，跟井冈山的老战友粟裕搭班子。

很巧的是1928年4、5月间，那次唐天际参加的南昌起义部队党代表会议，21岁的二营五连党代表粟裕，也是与会者之一，两个连队同属二十八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