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连载09 | 1930：日军在准备，蒋招降纳叛

一、蒋的治国与治军思想

　　在上一篇中，我谈到了蒋介石的核心治国手法就是“以夷制夷”，他传承了李鸿章的那一套思想。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定位都是弱国，他们都同样认为既然中国无法完全自强自立，那么只好在列强的夹缝中运用谋略合纵连横，试图借列强的矛盾而坐收渔利。在“夷”的阵营里对蒋来说一般有3大策略：

1、苏俄，重点防范的对象，绝不主动接受；

2、日本，重点拉拢又防范（消极防范）；

3、美国，重点拉拢对象，基本不设防。

　　后补：英国，可防可不防之对象。

　　蒋介石本人十分不喜欢英国，《日记》有言：“英虏皆可杀”（1925年6月25日，五卅惨案期间之［仇英］语录）！蒋的仇英情结绝不仅仅是因为耻辱的往事，从多年后开罗会议间他与丘吉尔公开的不和即可以看出，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由此也可以侧面解释为何在1927年第一次北伐期间，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发动群众冲击汉口与九江租界他乐观其成，但进入安徽后则坐如针毡立即展开“分共”“清党”的部署，总之一切皆由其主观喜好。

　　另外， 从他对苏俄（联）与英国的敌视也可以感受到作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这两个早期侵略与凌辱中国最为凶狠的国家的国仇家恨，此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认同他的这种盲目性，因为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已经接替了俄、英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所以说，为何全世界研究蒋介石的人，不管对其褒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一致认为此人顽固守旧，这是有广泛性的。

　　好了，言归正传，作为国家领袖，治国用以夷制夷；那么作为军事领袖，蒋治军之道又如何？

答：正是本文标题4字——招降纳叛。

一、1930年：侵略在欺近

（一）东方会议

“据传关于中国正在召开第二次东方会议，对时刻变化的中国不能决定具体的事项。因而在日本方面，如张作霖在北方得势，北方的事情同张谈判，如蒋介石统治了南方，就同蒋谈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三章，第144页田中义一就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公开之讲话）。

　　以上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田中公开讲话证明日本计划侵吞中国东北的东方会议是100%存在的，其产生的结果就是1929年2月经张学良交给蒋介石并刊登在南京《时事月报》的《田中奏折》。虽然史学界关于此奏折还存在有/无的争议。但是日本随时有可能侵略中国（东北）则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举国皆知之事。日本官方虽矢口狡辩，但民间可没有，如下图：

　　1930年3月，一个中国实业家进入东北，在一番游历之后他大声疾呼：“日本人对中国东北了如指掌”：

　　他就是被毛泽东点名的“4个近代中国不能被忘记的人”爱国实业家，中国运输业的先驱，对抗战救亡大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重庆合川人卢作孚。

　　下图就是日本关东军与日本南满铁路在中国大连建立的“满蒙资料馆”：

　　另外，还有07集《蒋介石出卖东北的前罪（下）03：中东路事件中蒋的“铁骨”》中的披露，中东路危机期间，阎锡山与张学良，以及蒋的亲信何成浚均一再告诫蒋介石，如再与苏联僵持下去则“第三者乘思渔利”。所以！能证实日本蠢蠢欲动的证据一箩筐！怎么今天到了某些学者、特别是某位“研究蒋介石第一人 ”在讲评“九一八事变”时把蒋公说得“很傻很天真”似的？

　　一言以蔽之：日本侵华不仅是中国人举国皆知的事，连日本也是——

　　上图敲打东条英机的男子叫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大东亚主义”的鼻祖，是远东审判的28名战犯之一（装疯卖傻而逃脱制裁），也是唯一一位非战争亲历者、策划者、及军人或政客代表——他只是一名学者。

　　1922年发表《复兴亚细亚的诸问题》

　　1924年发表《日本精神研究》

　　1925年发表《特许殖民会社制度研究》

　　1929年任与南满铁路合作的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一职。此间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军人接触频繁。

　　1932年组出任“神武会”会长，倡导“国家改造论”，鼓吹侵略思想。

　　1932年6月因5·15事件（政变）连坐，判刑9年。1937年假释。1939年东亚经济调查局重新成为满铁的一个机关，大川被任命为最高顾问，同时为政法大学大陆部部长。

　　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导师，在军国主义者心中具有无上崇高的地位。因此，别再胡扯神马“蒋公没有意识到”、“蒋公判断错误“——蒋介石对日本的野心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也所以：

￫1928年：济南事变“绕道北伐“——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

￫1929年：挑起中东路事件形同站队——给侵略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1930年：中原大战借调张学良11万大军出关——给侵略者创造机会。

以上3点，诚然难免事后诸葛亮。但，这确实是蒋介石明知故犯而犯下的错误，不容否认。

（三）伦敦海军会议，日本人很忙，也很烦恼

　　1930年1月21日，英、美、日、法、意5强在伦敦召开海军会议，讨论裁减军备等国际问题。会议上，日本提出它有权拥有的重巡洋舰和其他辅助舰只的数量，应相当于美国同类舰只总吨位的70%，结果遭到美国反对。英、美提出废除潜水艇作战的倡议，也遭到日、法、意的拒绝。会议最后于4月22日签署了《伦敦海军公约》，重申英、美、日3国的战列舰比例仍为5：5：3；规定驱逐舰的比例为5：5：3.5；在潜水艇方面完全平等。公约还包括英国所坚持的伸缩条款，即规定3个签字国中任何一国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条件下，可以经通知他国后改变各自的造舰计划。法、意两国拒绝接受公约，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12月31日为止。

众所周知，日本的陆军和空军与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如英、美、德尚有相当差距，但海军则不然，日本人对自己的“联合舰队“有强大的自信。也所以,当时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回国后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致批评（因为币原倡导的“币原外交”主张对欧美进行协调，对中国则重视现有利益，但尽量不干涉中国的主权，其实是一种弱化军人的政治），特别是关东军，对币原展开了有计划有预谋的批判工作，最终迫使币原下台（《河本大作》口供），为侵略做足了准备。

（四）石原菀尔：我更加忙

　　1929年4月，历时三年的关东军“参谋旅行”结束。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以及旅行团团长的石原菀尔开始向他的上级畑英太郎（畑英六的哥哥）汇报有关东北50个市县及相关地区的地势、人口、经济、驻军、交通等问题。

　　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爆发军事冲突，韩复渠与石友三叛变冯玉祥。

　　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石原菀尔的眼睛开始紧盯着东北军，1930年6月，他完成了3篇总结汇报：《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以及《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

　　就石原的阴谋，时任关东军步兵第33联队大队长及奉天特务机关担任辅助官的花谷正在他的《花谷手记》中回忆说道：畑英太郎非常感兴趣，三人谈了一个通宵。后来三人每周碰头，甚至连关东军当时军马不够，中国产的蒙古马是否能当作日军军用都研究到了，还找专家进行了确认。但是畑英太郎第二年5月死在了任上，后任是菱刈隆大将，菱刈隆干了三个月，又换了本庄繁中将来，老是换长官也给石原添麻烦（有此可见，关东军早就想动手，只是一直没有抓到好的时机），因为石原天生就不是善于和长官周旋的那一类人。要不然石原莞尔也不用像后来那样偷偷摸摸了。他们已经计划得非常具体了，连关东军官兵要同时拥有日本和“满洲共和国”双重国籍都已经决定了。

（五）启动移民东北计划

　　1927年，日本制定了《海外移住组合法》。1930年，日本的大连农事会社招收日本移民60户（1930年出版的《金州要览》和1935年出版的《爱川村——日本人移民满洲的典范》）。直到1930年底，日本已经向东北移民1000余人（“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日本政府便于1932年宣布向东北移民500万人的计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拓团，可知日本图谋已久）

总之，日本的侵略者步步逼近，但此时的蒋公却很忙…….

二、中原大战：蒋招降纳叛的巅峰之作

　　蒋介石崇拜王阳明，因此，他奉“攻心为上”为王道。也正是如此，终其一生的斗争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钻于权术而轻视实行，在中原大战这一场近代中国最大的内战里，他的权谋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有言：“只要有人想升官发财，我就有办法”（《刘骥将军回忆录：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第15页），因此他在“蒋桂战争”与“蒋冯战争”以及后来的中原大战中均大肆使用财色收买人心，先后策反来自桂军、西北军以及晋军的40多位将领，耗资超1000万而最终成为逐鹿中原之胜者。此种手法执驭为利是图与各怀鬼胎的军阀群雄固可无往不胜，然而对着有信仰的共产党人却无计可施，这一反差恰恰证明了蒋介石不是内忧外患、四分五裂且任人宰割的中国的合适统帅。也正是他的专擅机营而不统人心，为往后日本侵略肆意侵略、欺凌中国埋下了伏笔，使他在大陆21年一直都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帅，并最终了他的灭亡。

　　“中原大战”历时7月，各方动员兵力达15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超5亿法币，军民死伤30余万人，战火波及20多个省，使多灾多难的中国雪上加霜，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指出，自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宣誓北伐以来，截至1930年底，山西、山东、河北以及陕西等地共有近60万人民群众“闯”入东北（闯关东），充分印证了人民对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美好期盼。然而，人民始料不及的是，等来的却是更大的苦难，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一幕幕丑剧、闹剧，连年劳民伤财、兵连祸结严重损耗了国力，蒋介石排除异已与自以为高明的与狼共舞使新的中华民国失去了唯一一次历史转机。北方的豺狼终于露出了可怕的犬牙……

漫画：《日本人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