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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随着信息社会快速发展,国际社会面临的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已成主流犯罪形式之一。新型犯罪借助新的媒介或手段对传统犯罪进行“迭代升级”,隐蔽性、迷惑性、复杂性和衍生性明显,对各国社会治理质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型犯罪亟待各国携手共同打击。9月26日,中国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罪办),以及东盟共同制定并发布了一致行动的战略计划,提出以4P支柱(预防、追查、保护、提升)为支撑的路线图,应对与赌场和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与人口贩运等新型犯罪活动。

随着信息社会快速发展,国际社会面临的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已成主流犯罪形式之一。新型犯罪借助新的媒介或手段对传统犯罪进行“迭代升级”,隐蔽性、迷惑性、复杂性和衍生性明显,对各国社会治理质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智能化攻防。相比传统犯罪作案方法,犯罪集团利用区块链、虚拟货币、虚拟拨号、远程操控、共享屏幕等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更新升级犯罪工具,实现从形态单一犯罪到多元联动犯罪、从显性侵害犯罪到隐匿精准犯罪、从物理区域犯罪到虚拟空间犯罪的转型,手段智能、方法多样,与执法力量的攻防对抗不断升级。

组织化运作。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新型犯罪组织呈现集团化、专业化的特征。犯罪集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呈现出多行业支撑、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等有组织犯罪特征。通过组织化运作,犯罪团伙能够规模化开展犯罪。针对不同群体,根据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量身定制“剧本”,实施精准犯罪,常常让人防不胜防。

跨境式布局。新型犯罪组织为了逃避打击,往往进行跨境式布局,境内外协同配合,参与人员众多。其头目和骨干往往躲在境外,打着高薪招聘或服务创业的幌子,诱骗招募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通过偷越国(边)境方式赴境外参与诈骗犯罪活动。犯罪头目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指挥境内人员从事APP制作开发、引流推广、买卖信息、转账洗钱等各类违法犯罪,有的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境内境外衔接紧密,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征日趋明显。

新型犯罪现象的猖獗,意味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来实现所谓的绝对安全,需要突破单一国家执法的限制。

任何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涌入,形成安全洼地,进而演化成新型犯罪的土壤;任何国家的犯罪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问题。应对新型犯罪,需要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研究形成有关入罪标准、管辖协调、情报共享以及司法协助等方面的地区共识。同时,各国政府及其执法机构需要加强警务和安全合作,提升数据挖掘、情报获取、证据保留、联合执法等能力,打团伙、摧网络、斩链条,实现内外联动,形成治理合力。打击新型犯罪,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智能警务装备,大力探索智慧警务新模式。通过地区各国人员培训实现科技赋能,提高预测预警预防新型犯罪风险能力,增加安全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提升安全治理效能。

在这些方面,中国既是倡导者也是行动派。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因应地区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风险挑战,走出一条新型安全之路。在中国的倡议下,中国与东盟和东盟国家的合作框架不断趋于完善,在区域、次区域、双边层面都有新进展,各方通过情报信息分享、协助调查、联合行动、配合引渡等措施联手打击新型犯罪,效果显著。中国倡议举办了“安全促发展”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对话,并在该机制框架下,成立反恐、禁毒、打击网络犯罪、打击有组织偷渡和非法移民等若干合作执行委员会,完善了中国与东盟的执法安全合作框架。

作为行动派,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为促进全球警方执法能力均衡发展,中国大力加强对全球联合执法行动的支持力度。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中国-东盟等国际和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安全合作,创建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立了新亚欧大陆桥安全走廊国际执法合作论坛,深化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以及其他国际性交流对话平台,为地区和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作者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涉外安保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陶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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