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再搞“颜色革命”了？

近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年度安全峰会上宣称，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以往支持他国“政权更迭或国家建设”的战略已经告终，当前的外交重点已从“推动人权与民主”转向“促进经济繁荣与地区稳定”。

这番话的意思是说，特朗普政府终止了以往策动“颜色革命”的对外干预方式，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彻底放弃了对外干预。

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种种动向来看，美国正在全球推行一种“新型干预主义”，更加聚焦现实利益，侧重施加直接影响，注意管控维霸成本，谋求以更小的投入实现更大的收益。

10月31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麦纳麦对话会上发表讲话。

“新型干预主义”逐渐成型。

相较于带有明显“例外主义”色彩的美国传统外交理念，特朗普政府的“新型干预主义”不再注重美式价值观的全球输出，对按照美国治理模式改造世界同样缺乏兴趣。

特朗普所追求的，是以最小的战略成本，和更具压迫力的行动策略，为美国攫取最大的现实利益。

这种“新型干预主义”主要有三方面突出特点。

聚焦现实主义。

与以往美国政府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操控、价值观输出实现美国长远利益不同，“新型干预主义”更加明确地强调为美国攫取大量现实利益。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方面关停了大量意识形态输出机器，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不再追求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对全球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高举“美国优先”大旗，以“交易主义”为主要原则，以“极限施压”为主要手段，在全球攫取大量经济、政治、军事利益。

例如，特朗普对欧洲、日本、韩国等美国传统的“价值体系盟友”频频下手，以关税大棒为要挟，逼迫盟友购买美国商品、对美大额投资，进而刺激美商品出口、促进美制造业回流。

也就是说，特朗普不再看重价值观同盟的塑造和长期投资，而是更加追求短期的、现实的利益。

侧重直接影响。

与以往美国极力对目标国策动“颜色革命”不同，“新型干预主义”不再强调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治理方式改造等施加影响，而是以更加直接粗暴的政治干预、经济胁迫、军事威胁等手段，从外部对目标国施压影响。

政治干预，公开介入目标国重大政治议程，以国家政策、金钱、舆论为武器，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敢于反抗特朗普的政治人物，为特朗普的“拥趸”站台撑腰。

例如，在阿根廷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明确将2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与米莱领导的执政联盟胜选直接挂钩，对阿根廷选民施加压力。

8月27日，阿根廷总统米莱在阿根廷洛马斯德萨莫拉市参加助选活动。

经济胁迫，单方面采用关税、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等手段，对目标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对方按照美国意愿做出妥协，甚至牺牲本国利益为美国“输血”。

例如，特朗普对印度加征高额关税，并以“次级制裁”等手段为要挟，施压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

军事威胁，使用武力对敌对国家发动“手术刀”式军事打击，直接摧毁特定目标，或使用军事手段围堵施压，迫使对方让步妥协。

例如，特朗普派遣美国空军直接“下场”，打击了伊朗三处关键核设施；以“打击贩毒团伙”为名，对委内瑞拉实施军事包围，意图通过军事高压摧毁马杜罗政权。

可见，特朗普更倾向于从外部对目标国家施加压迫性影响，即便这种举动大都有悖于国际法，但却能在短时间内为美国带来明显收益。

10月26日，美国驱逐舰“格雷夫利”号抵达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管控维霸成本。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传统多边盟友体系明显厌倦，认为其他国家搭了美国便车、占了美国便宜，美国承担了过多的全球公共义务。

为此，特朗普极力管控美国对外干预的战略成本，谋求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利益。

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对外援助资金，关闭或弱化NED、USAID等对外实施政治渗透的机构，退出世卫组织、《巴黎协定》等多边机制，拖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会费，施压北约盟友大幅增加防务支出，都印证了以最小成本维系霸权的理念。

同时，特朗普积极介入能够为美国及其本人带来良好声誉的地区冲突，但秉持“点到为止”的原则，绝不过度介入，以防美国重陷当年的“阿富汗泥潭”。

“新型干预主义”缘何出现？

“新型干预主义”是特朗普根据美国面临的现实情况作出的战略选择，本质上是美国维系霸权的策略调整。

全球地缘环境深刻演变。

当前，全球格局正经历深刻重塑。随着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以中国、印度、巴西、东盟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集体崛起，经济体量持续扩张，政治话语权显著增强。

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国道路、制度、理念的全球影响力、感召力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美国极力推广的价值理念、治理模式。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软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以往通过兜售“自由”“民主”推动改变他国政治制度的做法越来越难以奏效。

为了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占得优势，特朗普政府正在改变传统的对外政策取向，转而探索更灵活、更高效的全球影响塑造模式。

美国实力相对下降。

当前，美国依然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其内部发展问题非常严峻。

一方面，美国债台高筑，财政压力巨大，“入不敷出”的问题正在变得愈发严重；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愈演愈烈，已经严重侵蚀美国政治肌体。这些因素导致美国介入外部事务的战略资源呈衰减态势。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清晰认识到，美国的绝对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为保持霸权地位，必须重构符合美国当前实力的新秩序。

出于这种考虑，他不愿再投入巨额资源，向全球推广美式价值体系和治理模式，而是迅速转向“利益驱动型外交”，极力压缩美国战略成本。

11月7日，美国民众在纽约市曼哈顿的一家折扣店购物。

特朗普个人理念影响。

“新型干预主义”带有非常明显的特朗普个人色彩。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奉行“利益至上”，笃信“强权逻辑”，惯用“交易策略”，习惯并享受将商业逻辑、商场经验应用于国家治理。

作为极致的现实主义者，他对基于价值基础维系的盟友体系嗤之以鼻。在他眼中，国际关系本质就是“即时性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因此难有长远利益一说。

特朗普的这种思维模式，将美国的对外政策推向极致逐利化，大大弱化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价值纽带。

总的来看，美国“新型干预主义”的出现，虽然有特朗普个人风格影响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是美国霸权衰落带来的必然性。

随着百年变局的深刻演变，持续“走下坡路”的美国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对外干预的方式也将越来越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