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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摘要]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促进中国近代化”言论代替西方侵略的史实;以“推动中国文明进步”言论取代西方侵华的殖民主义目的;故意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去中国化”。其实质是否定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其产生固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以及西方后现代史学、结构史学等唯心史观的影响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国内有的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缺乏自信。抵制和防范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叙事主导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头脑,坚定“四个自信”;构建现代传播监管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信息交流环境;开展历史、哲学、美学、东西方文化等通识教育,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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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在西方学界、政界美化殖民侵略思潮的影响下,国内以美化殖民侵略、认为反抗侵略的行为妨碍了中国的进步为主要观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这些观点一方面否定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努力,从而间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实则是美化资本主义道路,鼓吹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对此,一些中国学者已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揭露和批判。但是,由于掌握着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往往打着“学术创新”“利用新史料”等旗号进行文化渗透,再加上国内有的学者“四个自信”不坚定,学术研究活动深受源自西方的后现代史学、结构史学等影响,以至历史虚无主义在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领域仍有市场。有鉴于此,笔者试就这一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与批判。

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

通过对世界史、海外汉学研究等相关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当前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有三种表现。

1.宣扬西方入侵的主要作用是“促进中国近代化”

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首的西方学者将外国侵华史研究的焦点从过去的“战争”与“权利”转移到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他们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旧机构、旧体制进行了所谓的“解构”,同时把西方观念、西方机构设置引入了中国,进而实现了所谓的“重构”,并认为上述这些是在帮助中国进步。更有甚者,他们还将“条约体系”看作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媒介。如,费正清提出,中国人对各种条约反应过度,这些条约其实仅是“西方想把中国带入西方世界的一个手段”。[1] 又如,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在《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投资(1860~1936)》一文中认为,上海租界促进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繁荣。[2] 总之,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在武力之下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如果不遵守便是违背了国际法。以他们如此荒唐的逻辑进行推理,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行为岂不是全都违法?

在上述错误观点影响下,国内有的学者声称跳出旧的“革命史叙事”或“现代化叙事”范式,打着“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旗号,利用新近公开的所谓“私人日记”“私人信函”等相关档案,对侵华分子的侵华行为进行所谓的“重新评价”,其实就是赞颂那些侵华分子及其侵华行为。如,有的学者认为,赫德虽不能被称为完全的“功臣”,但也不至于是中国的罪人;有的学者说,赫德改革海关管理体制,帮助清政府筹建海军、邮政事业、引进新式会计统计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海关、海军、邮政等现代化;有的学者还说,赫德是清政府“一名比较忠实的客卿”,在与英国利益不矛盾的情况下,赫德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工作;国内有的学者甚至还从赫德的人格、情感、处事方式等方面“揭示他人性光辉与复杂的形象”。[3] 上述种种解读只能造成一个结果,即弱化赫德为英国服务、助纣为虐、侵略中国的本质。

事实是,赫德在聘用海关雇员时,实行“华”“洋”有别政策,故意压低“华”员工资;他故意聘用不同国籍的“洋”员,目的是为了防止某一外国的雇员太多而形成强大势力,以维护他在中国海关的专断。甲午战争之后,各国列强竞相争夺中国海关操控权,1895年5月20日,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一个内部电报中,声称会牢牢把握主导权,“中国海关的主要特点是一个由不同国籍成员构成的国际性机构,而首要的条件是只有一个首领”。[4] 赫德想方设法让清政府经他手中购买西式舰艇,并让清政府聘用其亲信训练中国海军,实则是想掌控中国海军事业。赫德在1884年写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最近这25年来,我一直使中国陆、海军的职位如不保留在英国人手中,至少也不让它们落入可能对英国的利益施加敌对影响的人的手中……我特地不让新建的海军由非英国人来领导……我还是保持了英国人对中国海军的领导权……与其说这是为了薪金和职位,不如说是为了把领导权掌握在适当的人的手中。”[5] 历史证明,近代欧洲急于把他们的文化、社会或者政治形式植入中国,这是他们殖民统治体系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从中国攫取更多利益。他们所谓的“推动中国现代化”,其实并未使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得到继续发展,反而使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把中国引向了灾难深渊。

具体到条约问题,近代中国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是在西方列强的悍然入侵下屈辱的“城下之盟”。1858年,马克思就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问题,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鸦片贸易史》系列评论时指出,当初清朝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鸦片这种毒品,但自诩文明的英国却发动了战争。[6] 在非法的前提下谈程序正义便是强词夺理,西方殖民者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履行这些不平等条约。事实上,很多时候西方殖民者连这个虚伪的工具都不要了。马克思在评论英国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时指出:“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7] 

2.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全盘西化”

近代以来,西方大肆宣扬“文明优劣论”“种族优劣论”等观点,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构,企图迫使中国文明这一“他者”日渐低劣。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给予了坚决反击。如,李大钊认为,与过于追求物质利益的西方文明相比,对世界文明曾有“伟大贡献”的中华文明有其独到优点,必将“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8] 

但是,国内的崇洋媚外者不但不拒斥欧美人的文明等级论,还甘愿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把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紧迫目标,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如,汪淑潜在《青年杂志》上提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9] 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中提出:“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10] 

对于“全盘西化”的观点和主张,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是极其错误的。1940年毛泽东就中国往何处去及如何建设新中国等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11]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全盘西化”思潮又有所滋长。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系列片《河殇》宣传“全盘西化”论,声称“中华文明衰落了”,鼓吹中国只能拥抱“蓝色文明”。到了21世纪初,又有人提出“中西文化论争终结”论。如,有学者认为,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应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在他们看来,中国需要认同西方主流文化,认可西方国际规则。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充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制度优势。然而,仍有个别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缺乏自信。2017年,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宣称美国空气“多么香甜清新,有种奇异的奢华”,“之前在中国历史课上学到的人生、自由对于我毫无意义”;2020年,一位高校教师被发现多年来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多次发布、转发“涉日”等错误言论,社会影响恶劣;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2020年,一位中国留学生公然在社交软件上侮辱国家、辱骂国人。[12] 

3.故意将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去中国化”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往往打着新视角、新理论的招牌,在近代史研究中对“中国”概念进行解构,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去中国化”。例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视清朝的大一统为征服的产物,并将清军入关与西方列强的入侵等同起来。[13] 在这其中,所谓“新清史”学派最为活跃。他们打着所谓“内亚视角”“利用满文文献”的旗号,重新阐释清朝历史,解构清朝汉化传统,并重构清朝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地位。例如,美国学者欧立德在《满文档案与“新清史”》一文中认为,中国只是清朝的一部分,中国不等于清朝。欧立德把中国看作近代民族主义的“想象建构”,并强调满族与汉族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进而解构清朝与中国的一体性,乃至把中国视为清朝的一部分。[14] “新清史”学派还打着所谓“全球史视角”的旗号,声称“要从世界发展进程考察清朝疆域的变化”,进而称清朝为殖民帝国,把清朝对中国边疆的统治类比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欧立德在《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一文中提出,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清朝建立在“多元种族之上”。[15] 总而言之,在他们看来,满族一开始就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清朝与英法等殖民帝国存在很大相似性。

“新清史”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边疆地区虽然不是在古代的所有时候都在中原政权管辖之下,但一直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国语·鲁语》的记载,作为现代满族的祖先肃慎部落在周武王时就入贡“楛矢石砮”。《左传·昭公九年》也记载了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来看,正是因为各民族间长期的相互交融交流,中国文化才壮大起来,也正是因为清朝时各民族充分融合,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从中国历史来看,汉族也是以往活跃在中国领土上多民族交融的产物,古时就存在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现象。一般来说,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初始于清朝末期,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对以往朝代中国观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绝不能把“中国”等同于“汉族区域”。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兴涛在《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中所言:“一旦掌控中原的王朝统治稳定下来之后,国人的王朝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就趋于一致,特别是当其遇到‘华夷天下’之外的外国或外国人时,该王朝就代表‘中国’,并自称中国和中国人,两者实际上就变成一回事。”[16] 黄兴涛说得很明确,“清朝”意指中国,清朝的统治逐渐将多民族熔铸于一体。这也说明,清朝统治者继承了以往朝代的中国观。黄兴涛在上文中还说道,《尼布楚条约》中多次使用“中国”以代称整个清朝,而满洲也被明确称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晚清时期,清政府与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同的条约中,作为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或大清国”经常交替使用。[17] 此外,清朝皇帝退位诏书称:“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8]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一称不仅得到国人的自我认同,而且也得到了国际承认,即使清朝退位也希望中国领土完整。这也说明清朝、“中华民国”只是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段。由此可见,“新清史”学者是在用族群认同取代国家认同,把“内亚”由地理、文化空间概念上升到政治空间概念,并以此来建构他们的“去中国化”理论,从而否认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事实。

清朝的边疆治理与英法殖民扩张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新清史”打着所谓“全球史视角”的旗号,想突破中国原有的“王朝兴衰周期论”和“西方线性论”,用所谓“文明互动的全球史”构建“清朝帝国”,将清朝视为“早期近代的世界性帝国”,并与同时期的英法等世界帝国进行类比。“新清史”通过对概念的移植与嫁接,一方面为西方的殖民扩张开脱,另一方面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进行解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虽然为了平叛或维护自身安全也动用过武力,但对于边疆地区往往收取很少的赋税乃至不收取赋税,更没有把当地人视为低人一等乃至进行勒索、压迫。[19] 清朝也沿袭了这一历史传统,这也正是清朝能够巩固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原因。这与西方殖民者对距离本土往往相当遥远的殖民地进行剥削压迫乃至大肆屠杀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某种程度来看,“新清史”打着所谓“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旗号,以“内亚”和“全球史视角”来分析清朝,并找寻“早期近代”的多元性。然而,“新清史”研究者极力寻找清朝与英法等殖民帝国的相似性,其实还是以“欧洲经验”作为判断标准,最终不免又落入“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之中。

故意将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去中国化”,其背后的政治意图、意识形态意图值得高度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界一些人就把中国分为“内地”和“内亚”两部分,其目的是使满蒙“去中国化”,进而为其大肆侵略中国提供辩护支撑。不难看出,只要宣称中国只是清朝的一部分,那么自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推论:清朝瓦解后,清朝统治的各部分疆域就有理由独立。这实则是在质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破坏中国大一统格局,捏造中国分裂论。

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生成与危害

1.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内外的反映,其根本目的是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

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打着“新的史学范式”旗号,以所谓“学术创新”“还原历史”“重写历史”为借口,利用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任意歪曲近代外国侵华史的相关内容,以“促进中国近代化”言论代替西方侵略的史实;以“推动中国文明进步”言论取代西方侵华的殖民主义目的;故意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去中国化”等。其实质是否定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根本目的是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

2.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固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以及西方后现代史学、结构史学等唯心史观的影响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国内有的学者“四个自信”不坚定

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美国加紧对外文化扩张,大力推行文化霸主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媒介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告别革命”“美化侵略”“全盘西化”等言论甚嚣尘上,目的是搞乱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尤其要警惕西方文化渗透的新变种。法国前驻美国外交官弗雷德里克·马特尔(Frederic Martel)在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著作《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书中,用事实揭示了美国的文化战略以及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蕴。马特尔认为,“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这“是通过文化与信息的传播来赢取新的地区影响力而展开的战争”。[20] 

与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和平演变”相呼应,西方学界、政界也掀起美化殖民侵略的思潮,后现代史学、解构史学等唯心史观受到追捧。后现代史学是尼采“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的现代翻版,其核心史观即解构主义则来自尼采的虚无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曾提出过“拆解”概念,即现存的一系列概念应在“摧毁”式的拆解之后“重新定位”。在后现代史学、解构史学的影响下,中国国内有的学者在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也搞起了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否定权威,否定宏大叙事,进而在历史写作范式上否定“革命”范式,用“现代化”范式来取代。如,有的学者提出,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上述言论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引向全盘西化的道路,对此要高度警惕。

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固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以及西方后现代史学、结构史学等唯心史观的影响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国内有的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缺乏自信。有的学者在国外留学期间,跟着导师学了历史虚无主义那一套,回国贩卖,奉为至宝;有的学者读到相关历史虚无主义的奇葩文章,不但不加以辨识和批判,反而心生羡慕,照样学样;有的青年学者盲目跟风,人云亦云,为了“出成果”不惜放弃立场迎合历史虚无主义的偏好和口味;有的青年学者追求时尚、标榜另类,精美、精日等,其非主流思想情绪也就必然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上述种种充分暴露出这些学者政治信念不坚定,理论学养不深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欠缺的致命弱点。

3.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迎合了西方“颜色革命”“中国威胁论”的需要,严重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污染”

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贬低中华文明,有意或无意地为西方“颜色革命”“和平演变”代言,此行为正中西方反华势力下怀,做了他们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故意将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去中国化”,说满族一开始就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为“台独”“港独”“疆独”“藏独”制造借口;史学界有的学者搞所谓“学术创新”“学术反思”“还原历史”“重写历史”,美化慈禧、琦善等人,并借助多种媒体发表与事实不符的言论,这可能致使不少人对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上述这些都严重危害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历史、颠倒是非,污染大中小学的思想政治课堂和历史课堂,严重影响大中小学生正确了解中国历史、了解真实的外国侵华史,严重影响大中小学生对外国侵略者所犯罪行的认识以及对外国侵略者真面目的认知。如,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6年初审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选入作品《汉家寨》,该作品的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宣扬所谓的伊斯兰黄土高原、污蔑汉族侵占了少数民族生存空间。与之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中却称赞作者一直在散文中孜孜追寻着和执着维护着他所理解的“人道、人性、自尊、正义、平等等生存理想和血性、刚烈、牺牲、圣洁等生存精神”,大谈他的抹杀黄土高原自古以来是中华传统文化发源地、至今仍然是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居住地的历史与现实的“伊斯兰黄土高原”说法,还宣称由于他在精神上有“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三大支撑,“又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在批判这个不义世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散发出夺人力度和灼人热度”。[21] 这一问题直到2017年左右有人指出之后才得以纠正。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包括“新清史”在内的对中国边疆地区历史“去中国化”的西方学说已经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面对一些正直善良学者们的质疑,有的人还在极力辩护,指责人们的批评是“宣泄民族主义情绪”,有的热衷于“去中国化”的中国学者甚至还得到“追捧”。

坚定“四个自信”,有效抵御和防范

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22]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在提高防范、加强监管的同时,要根据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特点和实质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从根本上进行治理。

1.讲好中国故事,牢牢把握中国故事的叙事主导权,构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国话语体系

在当前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除了舆论战、法律战,还有叙事战。把握叙事主导权,是赢得舆论战、法律战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把握了叙事主导权,也就把握了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领导权。就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领域来说,如何叙述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如何讲述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这个主导权必须由我们来把握。西方学者在书写中国的时候,往往用简单刻板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并进而将之构建成一种话语,把中国“标签化”“妖魔化”,以期达到“分化”和“西化”中国的目的。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们把握了叙事主导权,也就粉碎了他们的这一伎俩。

当前,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传播体系、传播方式、传播实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人们所拥有的话语权、表达意识以及观念冲突都是空前的;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等都具备了更加自觉的传播能力,叙事主体更加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信息接受的习惯,社交媒体平台几乎颠覆了传统媒体,受众更容易受到片面信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领域不仅要研究历史,也要面对现实。要重视研究国际传播的新情况、新问题,遵循叙事规律,讲好中国故事,牢牢把握近代外国侵华史的叙事主导权。

2.历史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者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抵制西方“学术新潮流”的诱惑

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23] 列宁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24] 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25]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告诉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和辩证的态度来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些事实不是孤立的、片面的、随意截取的,而必须是全面的、真实的、准确的。

历史虚无主义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随意截取“史料”,断章取义,任意打扮历史,故意颠倒是非黑白,以求新求奇的方式,转换“研究范式”等手段,否认历史的内在逻辑,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实际。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26] 

要做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就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增强辨识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提高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和能力,自觉抵御和防范历史虚无主义。

“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7] 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坚定的文化自信是自觉抵御和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28] 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正确认知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和建设史。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把东方视为落后、野蛮之地,他们的这种叙事实则是为其殖民扩张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文化自信渐次得以恢复,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9] 

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采用各种手段分化、西化、“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价值观念渗透下,有的国家陷于分裂,乃至处于战火纷扰之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黑天鹅”事件频出,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严重影响国际安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特别是在当前国际上疫情持续严峻的情形下,中国的抗疫成就充分显示出制度优越性,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这当然源自我们自身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构建现代传播监管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现代传播环境

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使信息传播异常快捷,同时也便利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的大肆传播,容易诱发思想界的混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30] 因此,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时,要依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积极抢占舆论阵地,打造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型平台,用历史事实和科学理论主动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不断提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意见领袖”和新媒体从业人员能量不可小觑,要主动团结,引导其政治认同。[31] 因此,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要注重大众参与及意见领袖的正面舆论作用,引导他们主动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阴谋,敢于对各种错误信息亮剑,形成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习惯,以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不良影响,进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此外,还需要完善新媒体监管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打击非法和不良信息,祛除媒体各种杂音,加强各种媒体的监管和治理力度,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现代传播环境。

4.开展历史、哲学、美学、东西方文化等通识教育,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32] 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还原历史”“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历史事实虚无化,并为反动历史人物翻案,对此种行为必须要坚决给予彻底批判。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33] 为此,我们需要开展历史、哲学、美学等通识教育,筑牢抵御错误思潮的堤坝。一方面,把通识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和党的革命史、建设史之中,使青年一代自觉抵制那些民族虚无、文化虚无和历史虚无的错误思潮,树立“四个自信”理念。另一方面,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大纪念日开展读书会、故事会、重大时事热点讨论,让青年一代于日常生活之中了解历史事实,并形成尊重历史的观念,从而敢于在各种场合大张旗鼓地宣传唯物史观,变思想舆论领域的“灰色地带”为“红色地带”。[34] 

作者:李士珍,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原稿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注释:

[1]〔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293页。

[2]苏基朗、〔美〕马若孟编,成一农、田欢译:《近代中国的条约港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5页。

[3]参见张仲秋:《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赫德——论赫德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9期;李云:《赫德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史实初探》,《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1期;张卫明:《赫德与晚清国际法的系统传入》,《求索》2009年第10期;张海林编:《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侯继武:《赫德的另一面》,《中国集邮报》2013年3月1日;程文华:《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之关系》,《国立政治大学学报》(台湾),1957年第31卷;曹传清:《赫德性格特征研究》《赫德的气质类型探析》,《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5、6期。

[4]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5页。

[5]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9~510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页。

[8]《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12页。

[9]参见汪淑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10]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中,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84~38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2]参见陈伟斌、钟卉:《在美中国留学生毕业演讲引争议》,《钱江晚报》2017年5月24日;湖北日报评论员:《从严把好师德这道关口》,《湖北日报》2020年6月23日;洪力:《从健康包看祖国的温暖与关怀》,《梅州日报》2020年4月20日。

[13]〔美〕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14]刘凤云等编:《清代的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1页。

[15]〔美〕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

[16]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7]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8]《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93页。

[19]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9~81页。

[20]〔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著,刘成富等译:《主流:谁将打贏全球文化战争》,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66页。

[21]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等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选修)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34页。

[22]习近平:《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24]《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25]《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2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30]《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118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5页。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2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

责任编辑:水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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