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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一年太魔幻了,我本以为西方的制度只是单纯的“烂”,却没想到会是“这么烂”。

2020年马上结束了,整个“先进的西方世界”不但没有控制住疫情,反倒是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给全世界送来了两条“王炸”性的消息,也再次让人对西方“先进的制度”刮目相看。

第一条“王炸”消息是美国送给世界的。在经历了11月底感恩节的聚会、狂欢、全国人口大流通的作死表演之后,美国于圣诞节前夕交上了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11月18日,“超疾大国”美国再次刷新了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的世界纪录,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了40万例,进一步朝着彻底失控的方向迈进。而根据模型预测,到明年4月1日,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将超过56万人。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加州洛杉矶县每小时就有2人死于新冠肺炎,每80人中就有一人感染病毒。

另一条“王炸”消息是英国送给世界的。最早将“群体免疫”视为抗疫目标的英国,虽然后知后觉地开始进行封城等防疫操作,但其优秀的“民主反应速度”显然跑不赢病毒:英国的病毒变异了,传染性增强了70%,而且过去一周伦敦地区60%的新增病例系新变种病毒引起。

上一劫还没过去,新的一劫就来了,一劫更比一劫强。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英国伦敦紧急封城,但英国政府显然无法控制失控的局面。在坚持抗疫半年多后,在经验丰富的情况下,依旧上演了数十万人参与的疯狂“逃亡”画面。

▲12月19日,伦敦记者在伦敦封城前夕拍下“万人逃亡”的景象。据悉,共有超30万人在新一轮封锁前逃离伦敦。

新型变种病毒是9月份出现的,英国政府对外承认事态严峻并采取对应措施是在12月,这显然是失职与疏忽。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失职和疏忽,源于英国的这一变种病毒,也以无情的姿态,蔓延到了意大利、荷兰、丹麦、澳大利亚等西方多国。

而为了避免再被新变种病毒重创,众多西方国家也彻底放下了自由、民主的口号,转而采取非常严苛的手段、对英国采取了戒严性的封锁措施,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德国、丹麦等国相继宣布禁止英国的航班入境,沙特、土耳其、加拿大等国也相继加入“禁英队伍”。

▲截止21日,“禁飞英国”的欧洲国家。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因为法国封锁了英法边境,大量往返两国的集装箱货车滞留。

▲因为“封锁英国”,滞留在机场里的西方旅客。

“封锁英国”,成为了这几日全球最热门的话题,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开始将英国称为“欧洲病夫”。

▲《每日镜报》将英国称为“欧洲病夫”。

除此之外,日前瑞典国王宣布抗疫失败,意大利总理宣布进一步的举国封锁,德国总理默克尔含泪哀求民众配合抗疫······

可以说,西方乱成了一团。可看各国政府的通告以及西方媒体的报道,西方各国政府明明已经后知后觉地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疫政策,许多甚至非常严苛,但为何就是少有成效,甚至是频频失败呢?

我想,这和西方体制下的“政府引导力差”有着很大关系,正是因为政府的职责与能力缺失,才导致了各种防疫政策少有成效。

那么问题来了:西方体制下的欧美政府,为何会出现引导力差的情况?下面,我们分别从四个方面解读这一问题。

▲正在掩埋尸体的美国防疫人员。

1:西方政府的长期不作为,让民众失去了基本信任

任何制度下的政府,要想引导人民,前提必须是与民众之间建立基本的信任体系,即让民众信任政府。要做到“让民众信任”,就必须做到诚心为民服务,而且不能失信于民,绝不能是简单的口头忽悠。

而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轮值政府所缺的,恰恰是这种“为民服务”与“守信于民”的精神。

我们在前期的诸多文章中都曾强调过,西方的资本主义轮值政府,其性质不同于我们理解中的担当型政府。西方的政府组织更偏向于我们理解的小区物业,做得好了继续做,做不好了拍拍屁股换下一家。而且西方的“物业型政府”很多是光收钱不做事的,不少甚至是直接服务于资本财团的黑物业。

也因此,我们会看到绝大多数的欧美国家都实行着高税收政策,民众近半、甚至过半的收入都直接被政府收缴,而政府又长期以高福利建设、社会基础建设的名义维持着“高税收”模式。这一切都看似顺理成章,但其“黑物业型政府”的本质,决定了它们长期处于一种“收钱不做事”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不作为”。

▲西方民众抗议“物业型政府”的画风,和国内居民抗议“黑物业”有着非常多的共通之处。

所以,我们会看到,西方“黑物业型政府”管理下的普通民众,享受的是效率极低的、可能把病人拖死的公立医疗服务,受到的是可能连教师都找不齐的低端快乐教育,走出家门迎面而来的也极有可能是坑洼的城市道路、较差的公共网络服务和破败不堪的车站。

总结就是:忽悠民众的时候说得很好听,实际上是烂到底子里了。

西方社会许多民众的心里其实也很清楚,自己不过是被不作为的政府一次次哄骗而已,因此在欧美会有很多群众游行示威,有的要求减税,有的要求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有的要求把自己家门前烂了几十年的路修一修。

在这种社会模式下,要想政府作为,民众就得去“讨”(例如大游行),很多时候根本就“讨不到”。这也就是为何,在这近几十年来西方游行示威的人很多,社会却没有大的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资本财团控制的“黑物业型政府”平时只管说,却很少履行承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早期所谓的“全民医保”政策,美政府前期斥巨资宣传的“西部高铁”计划,美国政府所谓的新探月计划,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历年来郑重承诺的“降税减税”政策等,要么中途腰斩,要么还没开始就画上了句号,把群众耍得团团转。

在这样的“黑物业型”的忽悠、哄骗之下,西方的底层群众也逐渐散失了对政府的信赖,再加之西方传统的文化思维中本就抵触政府,甚至视政府为“黑恶势力”,因此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信任可言。

哄骗、欺骗得多了,信任便没有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陷阱”便出现了:政府的话不再代表权威,总是被怀疑和猜忌。

而这,也就是为何,当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尽管西方各国政府出台了防疫政策,尽管西方政府相关部门在大力宣传病毒的危害所在了,还是会有大批民众反对说:这是假的,都是政府骗人的把戏,是故意为了剥削我们想出的骗局。

2:媒体的资本化和利益化,让团结统一变得不可求

我是同时经历过中国疫情和西方疫情的人,年初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国内,后来西方疫情爆发早期我在欧洲。

对比中国和欧洲的“抗疫”,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差异是,中国能自上而下地团结抗疫,而多数西方国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相比于中国的那种团结抗疫,西方国家的抗疫往往显得“散装”了些,先是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玩各的,再是政府和民众各玩各的,有趣的是各家媒体在防疫过程中也各玩各的。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媒体这一块,疫情早期的中国,几乎举国上下的媒体都很团结,一方面将疫区严重的情况往外报,一方面又全天候抱团宣传疫情的严重性和基础防疫知识,并不断告知民众听从防疫部门指挥、科学防疫。

但在西方不同,尤其是疫情爆发早期的欧洲,铺面而来的信息杂乱得很,有说新冠肺炎就是普通感冒的,有说病毒只攻击中国人的,有说西方的体制优越不在乎病毒的,甚至有鼓吹新冠肺炎不过是政治谎言的。鱼龙混杂的信息中,政府很难做好引导工作。

▲意大利媒体早期援引“专家”观点报道,称新冠肺炎对意大利构不成威胁。

表面上看,这像是西方言论自由环境下媒体的舆论乱象,但其实每一句蠢话背后,都是大资本、大财团的算计。这和西方的社会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多党派争权的社会,媒体必然服务于不同派别,不同派别又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

因此,疫情爆发之后,大量服务于利益集团而反当局政府的媒体开始给政府挖坑,竞争政党也开始散布对执政党的不利防疫内容,大资本家控制的媒体则宣传病毒无害论以免自我利益在短期内受损,一些当局政府控制的媒体为了谋求眼前利益,在自家乱成一锅粥的情况下,依旧选择了将矛盾转移到他国,对疫情关联国家张牙舞爪。

▲对境内疫情防疫毫不关心,却大搞国际政治游戏的德国《图片报》主编。

明明应该宣传科学防疫的媒体,却带头造谣和欺骗民众;明明应该宣传团结防疫的媒体,却成了防疫过程中最不团结的载体;明明应该配合政府积极投入防疫的媒体,却成为了协助群众反政府防疫政策的平台······

造成这一系列乱象的背后,是西方媒体的过度资本化和利益化,成了资本家和反对势力妖言惑众的工具,散失了“媒体”存在的本性和真谛。而这种媒体理性的散失,也成为了西方政府防疫过程中的一道高高的槛。

3:虚空的制度自信病态化,让引导力变得不堪一击

盲目自信与极度自负,是我在这一年的全球新冠疫情中,从西方社会的表现中看到的巨大缺陷。

比如疫情爆发早期,意大利的医疗专家和政府官员就表示“发达国家不怕病毒”,德国卫生专家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自信满满地表示“我等发达国家医疗系统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亲爱的支持者们更狂妄,死了几十万还能自称“优秀”,自信得有点宇宙无敌了。

但现实很可怕,这些国家后来都惨不忍睹,大家也都看到了。

▲意大利伦巴迪大区主席及其所谓的“新冠病毒对我们来说就是小儿科”理论。

说到底,西方社会的许多群体之所以能这样在“自欺欺人”中以骄傲的姿态走向死亡,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病态化的、虚空的制度自信所导致的。

这种极端的自信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就我行、我牛逼、我无敌”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并非只是在新冠肺炎的防疫过程中出现,它是根植于多数西方人(尤其是西方政客)脑中的一种执念。

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西方,很多人会被问到“你们中国有没有火车”、“你们中国人有没有这么宽敞的路”、“你们中国有没有这么大的超市”等等,高频率地出现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基于“无知”,而是源自迷之自信的一种井底之蛙式的观点:我这么牛X,你不可能有我好,更不可能做得比我好。

毫无自知之明。

而也正因为无法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和自己,多数欧美国家的政客和思想极端化的群众,都没正视本国的体制问题,例如社会发展效率低下、政府责任落实不明确、医疗系统漏洞百出、社会阶级固化严重等等,这些巨大的社会问题都被忽略了,转而就是几十年不变的“先进口号”。

可事实大家也都看见了,疫情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在西方各国政客迷之自信的言论之后,经济崩溃的崩溃,医疗系统瘫痪的瘫痪,多年累积的体制顽疾,在这时候全都成了致命性的硬伤。

平时不能客观地认识自己,还带着民众自吹自擂,把功夫都用在耍嘴皮子上,这种病态的虚空自信,决定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府,必然在社会引导上不堪一击,毕竟它们连自己都无法认清,更何况是在危难中引导人民。

4:民主素养的整体偏激化,让科学的引导变得奢侈

我记得年初的时候,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德国的《明镜周刊》等几家主流西方媒体,都在变着法地说“能救中国的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表达了一种“中国要想抗疫成功就必须学习西方模式”的观点。

▲吴丹丹(右一),明镜周刊编辑,年初曾撰文表示“只有自由民主能救中国”。

我们如今回过头去看这些说辞,都会觉得这“很打脸”,西方和持西方价值观人的脸,被打得啪啪响。很显然,它们所谓的“西式自由民主”不仅没法救中国,反倒是把整个西方都拖下了水。

这里面的问题,关键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是西方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民主叫民主,还是中国这种实事求是的民主叫民主,到底是喊口号喊得大声的叫民主,还是脚踏实地全民齐心的叫民主。

我想,经历过2020年这一场大疫的洗礼,这其中的道理,已经不用我多说了。

我并不是说西方的民主全不好,但西方的民主肯定是有大问题的,而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少了“实质性”,口号太多让人麻木,严重忽略了民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空谈民主,忽略素养,走向偏激。

疫情中,西方民众反封城、反口罩、反疫苗,这的确是“民主精神”的一种体现,但这属于缺乏科学素养的偏激化民主——不问事情轻重、不管他人死活、不论科学真相,以闹为荣,以莽撞为资本。

试问,这是人类追求的真民主吗?答案显然不是。

而西方世界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民众综合素养的低下所致的,大批民众科学素养缺失、利己主义精神泛滥、集体责任意识淡薄等综合“低质因素”共同造就了各种反防疫奇观。

空口谈民主,却少了最基本的素养,尤其是正确的科学素养。这些要素的长期缺失,注定了西方民主只能是虚空民主的本质。因此,当英美等国政府下令“抗疫”的时候,那些长期被愚化的“低质群众”,就成了防疫路上的巨大阻碍。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谈何科学引导,和这些极端民主的群体解释清楚什么是病毒,都是一件“够呛”的艰巨任务。

写在最后:西方模式已经烂到根了,公知们还是实事求是的好

最近英国和美国的疫情“王炸”消息曝出后,网络上不少舔洋公知又开始了新一轮“混淆视听”的游戏,有的说美国一切美好的,有的说英国毫无波澜的,总结到最后都是“中文媒体胡说八道”。

要我说,这样舔就真没意思了,脸都被摁到粪坑里了,还吐着舌头说“味儿真香”。精神可嘉,但不支持。

毕竟,还有“舔”到最后,把自己“舔”死的:

▲亲美老公知“病死了”。

疫情本来就是一场全人类的灾难,灾难就是灾难,死了那么多人还嘴硬,在那里丧事喜唱,歌颂欧美社会如何先进发达,这已经不是罔顾事实那么简单了,这是对逝去生命的极大不尊重。

好便好,臭便臭,没有那么多好粉饰的。在历史的灾难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并反思过错、弥补缺漏,才是最正确的对事态度,切勿自欺欺人,一边打着嘴炮,一边咽气去见上帝。


责任编辑:水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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