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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面前,英国才应该反躬自省,搞好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民主。

英国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鼻祖,向来标榜800多年前签署的《大宪章》是“宪政之母”,自诩“西方民主奠基者”,动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治制度指手画脚,俨然“世界民主稽查队”。

但英国自身的民主状况究竟如何呢?

第一,难称全覆盖民主。

理论上,年满18岁的英国公民都有投票权,但英国百姓素来对投票兴趣寥寥。上世纪以来,英国大选投票率持续下降,本世纪一直在60%上下徘徊。


2019年大选,全英650个选区中近一半都够不着三分之二的投票率。就连全英最重要的地方选举——伦敦市长选举——投票率都长期低于40%。至于其他各种选举就更加惨淡,比如1999年英国欧洲议会议员选举,投票率仅有24%。

同时,英国“同票不同权”现象严重。全英650个选区选情不同,老百姓手中的选票分量有着巨大差距。比如2019年大选中,90%选区立场分明,或为保守党“安全席位”,或由工党等“稳操胜券”。这些“铁票仓”选区老百姓手中的选票反而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因此两党的关注和投入也不高。

而在剩余10%的“摇摆选区”内,各候选人之间差距不到5%,选情胶着激烈。各党均投入巨大资源,调遣党派领袖多次亲赴选区,并许以重诺大力拉票。因此,这些选区选票的“含金量”明显高于其他选区。

第二,难称全要素民主。

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分为上、下两院。下院650名议员通过民选产生,但上院近800名议员则是政治任命(大多由执政党任命),且为终身制。此前,上院还有世袭贵族担任议员,直到1999年上院改革才被取消。

这些上院议员基本“非富即贵”。2005年至2014年任命的303名上院议员中,211名是前政要,27名是曾向政党提供大额捐助的大商人。

英国政党也普遍代表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比如保守党主要代表大资本家等富裕阶层,而工党则主要代表工薪阶层,没有一个政党能代表全体英国人民。

英国首相约翰逊2019年上台以来,与保守党联合主席本・艾略特过从甚密。后者长期经营礼宾公司和游说公司,在英国上层圈子积累了非常广泛的人脉。

再者,英国大选实行“赢者通吃(First Past the Post)”制,每个选区得票最多者获胜,其他落败参选人的得票则完全得不到体现。因此,拥有雄厚资源的大党便可以轮流坐庄,而小党则上台执政无望、参政议政无门。

此外,姑且不论目前英国国家元首仍为世袭,英国政府首脑——首相——并非选民选举产生,而是由赢得大选的政党领袖直接担任。2019年,约翰逊仅靠9.2万保守党成员支持,就当选保守党领袖并成为英国首相。时任工党领袖科尔宾讥讽这位首相“仅获不到10万毫无代表性的保守党成员支持”。

第三,难称全周期民主。

英国大选一般每5年一次,导致“民主周期”现象明显:人民投票时被利用,投票后被遗忘;政客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装聋作哑。英国民主也被戏称为“即用即弃型民主”。

比如,根据英国智库“政府机构”2019年的一项调查,2017年保守党竞选纲领提出的39项关键承诺,仅有三分之一已经或正在被落实。也就是说,三分之二都画了大饼。

英式民主:人民投票时被利用,投票后被遗忘。

大选后,英国人民缺乏监督政府的手段,即使有不满也只能等到几年以后的选举中再发泄。反对党虽然理论上能在议会监督政府施政,但实际上议会议题、议程设置完全由执政党把控,反对党影响甚微。

比如,绝大多数议案均由政府发起,反对党和独立议员仅能以个人名义发起私人议案。议会仅会在全年10个周五象征性讨论私人议案,所用时间仅占全年工作时间的5%。私人议案的通过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2019年至2021年度,161项议员私人议案中仅有7项被通过。



“全覆盖”“全要素”“全周期”三全皆无,这样的英国民主,事实上已经问题重重,面临困境。

一方面,有民主、无集中,难以统筹各方利益与诉求、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

  近年来,英国举行两次公投,劳民伤财,却陷入越投越散、越散越投的怪圈。

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55%苏格兰人反对独立。仅仅数年后,当地执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即借脱欧推动二次苏独公投,苏格兰再次陷入“统独之争”,不排除近期举行二次独立公投的可能。

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52%英国人支持脱欧。结果公投一结束,就有400多万民众发起请愿,要求举行二次公投,还有民众起诉政府脱欧公投程序违法。

2019年1月,脱欧支持者在伦敦市中心游行。

历经旷日持久的争论与博弈,虽然英国最终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欧”,结束了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但英国脱欧派与留欧派之间的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越演越烈,脱欧之争远未结束。

另一方面,重民主、轻治理,导致议会成了“清谈馆”,往往议而不决、决而难行、行而不实。

受选举政治影响,英国政客善于竞选而拙于施政。比如,约翰逊竞选时频出“豪言壮语”,上台后却施政亮点乏陈,被媒体嘲讽为“竞选型政客”。

更为严重的是,选举政治导致英国政客目光短浅,不着眼长远、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只关心选举周期、政党利益,造成政策短视、低效。最终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是前人种树、后人砍树。

英式民主,何去何从?(漫画 | Yutao)

早在“民主的摇篮”古希腊时期,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就已说明:“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是因为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民主不是花架子,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出台前都会经过广泛调研、协商和酝酿,并通过科学、民主决策过程。例如,去年“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中,中国党和政府不仅开展了广泛的网上意见征求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上百万条,还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充分听取专业领域人士意见。上到高端制造、国防军工等国家大事,下到全民健身、广场舞等百姓日常,全国人民都有发言的权力,还会得到主管部门的认真反馈。

至于民主监督,中国更不在话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防疫不力的中国官员都难逃民众的质疑、组织的追责。反观英国前卫生大臣汉考克,疫情暴发后鲜有作为,一度放任英国带头搞“群体免疫”,还多次在媒体上对民众“放卫星”。英国抗疫一败涂地,结果英国卫生系统却无一人遭到问责,汉考克本人还是因为“办公室偷情”丑闻才不得不辞职。这样的制度,谈何民主监督?

显然,在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面前,英国才应该反躬自省,搞好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民主。如果还沉迷“民主奠基者”之名、做吆五喝六的“教师爷”,那就既丢了体面,也丢了英国人追求的绅士风度,沦为世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责任编辑: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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