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引领

“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中流。”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整整80年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日的滚滚洪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先锋，以自己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特别是自己的模范行动，倡导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和实行了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动员和领导中国军民开辟敌后战场并开展规模空前的游击战，锻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中流砥柱。

一、中国共产党是民族解放的先锋，率先提出武装抗日爱国主张，担负起引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在中国东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并经过长期准备的侵略战争。在此危急时刻，中国人民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要不要武装反抗侵略。忙于内战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国家危亡，顽固施行“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仍疯狂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围剿”，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却寄希望于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甚至希望由美国出面来制止侵略。

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灾难，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民族解放和独立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保卫祖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九一八事变的第3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指出：“显明的目的显然是要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我党还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22日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3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一系列文告，庄严宣示：“工农武装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

在号召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和推动了抗日武装斗争。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出了大批学员干部到抗日义勇军中，在东北最初的抗日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1933年初，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等地崛起，并最终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正是这支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间，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实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到1937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已编成10个军、1 个独立师，共3万多人。这支人民的抗日武装，在南起长白山麓、鸭绿江畔，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游击区扩大到70多个县境内，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威胁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

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活动，歼灭了大量日军、伪军。据日、伪警察部门统计，1933年，日军伤病亡42149人，1934年，日军伤病亡39874人。到1935年，抗日武装共出动39150次，日军伤病亡54766人。期间，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作战，涌现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既有威震敌胆誓死不屈的杨靖宇、也有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面对敌人酷刑视死如归的赵一曼。1935年11月，在反对日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赵一曼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敌激战一日，不幸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1935年8月1日，根据民族危机加深的客观形势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响亮鲜明地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再局限于过去与国民党某些军政人员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联合，而是进一步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等。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都应该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又相继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抗日救国宣言》等，率先发出了武装抗日的爱国主张，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心声和愿望，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二、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治组织，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核心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在此情况下，能不能团结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关键。在全国性的抗战爆发之前，我党不仅开始呼吁建立统一战线，而且已开始同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进行了武装抗日的合作。如，与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合作；与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合作，于1933年在察哈尔建立抗日同盟军；与十九路军开展抗日反蒋合作，帮助其建立中华民族革命联盟，呼吁成立“联合阵线，武装抗日”；二十六路军响应我党的抗日号召，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等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就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图为国共和谈代表周恩来（中）、叶剑英（左）、张冲（右）在西安的合影。

面对日本的铁蹄已经深入华北大地，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的客观现实，我们党及时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了我们党的新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在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成为当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所在。国共在历经多年内战后，要转变这种态势，做到联合抗日，实非易事。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共产党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电告国民党三中全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枪口对外，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我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党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施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方针，争取国民党抗日。经过我们党的努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决议，代表着国民党从事实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七七事变后，面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同胞再一次呼吁：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条件的伟大口号：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８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弱国打败强国的正确的指导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毛泽东认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国共两党进行了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维护了合作抗日的局面。但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逐渐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开始打击不断壮大的人民抗战力量，甚至制造了皖南事变。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主张，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斗争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我党的有效策略和斗争实践，扭转了危亡的抗战局势，提高了党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为伟大抗日战争重要的方面军。

◆从1933年9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图为对日作战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

我党始终以坚定的独立自主姿态，积极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内部的统一战线。在根据地全面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等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建成了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为全国的统一战线树立了典型。在山西，很好地处理了与阎锡山的关系，协商成立了有中共和八路军代表参加的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创造了以统一战线方式组织民众抗战的范例。在国统区，我党还积极同国民党官员和将领、地方实力派领导人、华侨及工商界爱国人士等广泛接触，宣传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同时，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和合作，促进了多党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我党多方面的努力，有力地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核心。

三、中国共产党是最具创造性的政党，提出并实践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成为抗日战争的“台柱子”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不发动群众，更不武装人民群众，而实行单纯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关于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预测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未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中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敌强我弱。日本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1937年年产钢达580万吨、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大口径火炮744门、舰艇52422吨，海军的军事实力仅次于英美而位居第三。中国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但却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除能自制一部分轻武器外，其他武器均不能自制。但是，日本也存在诸多战争的不利因素。首先是国土面积小，约相当于中国的1/28，人口9000余万，只有中国的1/5，且矿产资源贫乏，大部分工业原料依赖进口；其次日本进行的战争具有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弱国，但处于进步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上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国情、军情的透彻分析，从抗战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了一整套办法和措施。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就提出了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进行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他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洛川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上应以速战速决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等。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邀出席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等就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役战术上应采取攻势；一线临战战区适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之翼侧和后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和消灭敌人，并强调只有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原则及其战法，对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方略产生了积极影响。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以后的抗战中继续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并未能很好地贯彻这一战略方针，但它在广大爱国人士和部分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良好影响，推动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

为了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驳斥亡国论、速胜论，鼓舞民众的信心和斗志，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抗战为什么要实行持久战的理论，完整地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一整套具体的作战方针与原则。其预见的科学性、论断的正确性，完全被抗战全过程的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不仅能够而且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据：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正是这一根据，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达到最后胜利。毛泽东不仅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还深刻阐述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特别是在作战形式上，毛泽东明确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在人类战争史上，游击战通常作为大的战争行动的辅助手段，毛泽东首次把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结合抗日战争的特点，系统地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参加，因而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因此，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科学论述，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作用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侵华日军在《围剿指南》中写道：“中共的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这一整体就是我们党倡导的党、政、军、民一体的作战力量体系，他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战略持久为战术速决，造成了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奇观”。主力军与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支撑的民族“壮举”。毛泽东把抗战中游击战战略战术比喻成下围棋的做眼和吃子，而在“做眼”问题上，敌后游击战争虽没有国民党军22次会战打得那么轰轰烈烈，但他的作用同样是战略性的、支柱性的，是惊天动地的“伟业”。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是指导抗日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的科学指南，为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光辉的军事思想、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才在世界的东方导演出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一些国外人士称毛泽东为“持久战理论大师”“现代游击战争之父”，这是当之无愧的。

四、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杀敌的模范，领导人民武装开辟了敌后战场，在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我党就派出大批党员干部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面对的敌军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我八路军新四军士气虽高，但数量少，装备差。如果将只有几万人的军队摆到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阵地消耗，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已经经过十年内战的人民军队，深知“毋邀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的道理。扬长避短，是战争指导的不二法则。何况，抗战时期我们党不但有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因此，我们一欺日本兵力不足，二欺日本野蛮入侵，三欺日本战略失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其他“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英勇地挺进敌后，杀向敌人的“心脏”，将敌人的后方变为其死亡的前线，平型关一役首挫敌锋，打破了“日本所向无敌”的神话。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有进行人民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我军一旦奔赴抗日前线，特别是深入敌后，势必如鱼得水，为我军施展游击战的“拿手好戏”提供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而果敢地提出我军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决定迅速向敌后进军，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和正面友军相互支撑，共同抗击日军的野蛮入侵。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伟大决策，在抗日战争初期，很快改变了敌我战略态势，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威望。

◆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发展成为抗战的主战场。图为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

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深入和国民党军的节节撤退，八路军主力抓住有利战机，迅速大胆地深入敌后，实行战略上的展开，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4月，八路军在华北相继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创立，既成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前进基地，也成了侵华日军的伤心之地、死亡之地和葬身之地。伴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大幅度分兵于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使敌后战场迅猛扩展到整个华北地区。与此同时，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到1938年10月，广阔的华北与华中敌后战场基本形成。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千余次，歼敌数万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伪军，和友军的正面战场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支撑的战略格局。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同时，人民军队也不断发展壮大，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940年50多万人。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改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被迫将兵力分散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这对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讲：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歼敌4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八路军也成为“皇军心腹之患”。百团大战让日军意识到他在中国战场的主要敌手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为进一步巩固日军占领区，使其成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从而放手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从1941年起，集中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的“总力战”，使用其侵华总兵力（不含关东军）的75％和大部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扫荡”“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甚至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还发动了反共高潮，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由于日顽军夹击和严重自然灾害，敌后抗战面临极端严重的困难。

◆八路军在青纱帐中伏击敌人。

为适应严酷的斗争环境，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和人民战争的威力，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共产党员发挥了真正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日军一万多公里长的封锁沟墙、一万多据点和三万多碉堡围困的“囚笼”里，在敌伪军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而我又孤悬敌后，毫无粮饷弹药接济的情况下，筑起了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跳崖、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黄崖洞保卫战的十二勇士、刘老庄连的八十二人殉国，无不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是全国最好的军队”，他们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视死如归和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铮铮铁骨，为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作出了最生动的注解和诠释。

为了战胜抗日战争时期最严重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在各级政权中普遍实行“三三制”政策，调节了各抗日阶级内部的关系，加强了各阶级、阶层的合作；全面实行的“精兵简政”，使党政军各级机关更为精干，更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创造性地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促进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党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而逐步克服了物质方面的困难，打破了日顽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让党政军民一体的战争体系，“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日本这个新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党的各项重大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不仅对战胜极端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转入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

◆利用夜幕翻毁铁路，破坏公路、桥梁，迫使日军交通瘫痪的破袭战。

1943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再发展阶段。以晋冀鲁豫地区八路军发动的卫（河）南、林（县）南战役为起点，开始集中较大兵力对日伪军开展攻势作战，并逐步实行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接着于1944年春开展局部反攻。至1945年夏，敌后抗日军民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攻势作战，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将日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并从战略上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在全国大反攻及攻歼拒降之敌的作战中，敌后抗日军民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解放东北全境。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等19个省区，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整个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创造。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陷日本侵略者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真正形成了日本法西斯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没有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领，就没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言，“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